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3

針對聯邦法院裁決的澄清

針對聯邦大法院針對同性戀婚姻的判決,我必須有一點澄清。因為微博上遠牧也犯了這個錯誤。

大法院此次沒有針對“同性戀婚姻”本身進行辯論,也沒有直接說同性戀合法。只是宣布“加州Prop8”法案 跟 DOMA法案 違憲。這樣的宣告雖然跟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無異,是變相的聯邦承認。但美國目前還沒有跨州際的將同性戀合法化。還是有區別的。

以區區九人的決定,否定了加州人民的全民公投,問題我認為有二。第一,影響了聯邦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分權而治。 第二,9人的司法決定裁決加州Prop 8違憲,否定了民主精神。即少數服從多數。除非聯邦政府進行全美全民公投(這可能不太可能發生),不然,聯邦法官的決定將繼續有人抗議。

此外,我們先不用洩氣。美國在1960還是1970年代(忘記了是哪個)曾廢除死刑,但幾十年後又重新允許死刑,讓各州府自行決定。所以,聯邦大法院的決定不是最後決定。還有可以抗爭的空間。


中國與憲政

在中國知識界爭論『憲政』之前,在胡『今上』否定憲政之前,我就講過憲政民主是中國的未來之路。現在高級五毛們否定『憲政』,理由是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

現在有了些問題:
1. 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是哪門子社會主義?
2. 中國自古就有非成文的限制皇權的“憲政”傳統。有相權克制皇權。直到明清廢相,皇權才得到大大的擴張。所以憲政不只是西方的東西。再看英國,英國的憲政也是非成文的,英國到現在也沒有成文憲法。如果英國非成文的憲政傳統成為其現在憲政的基礎,那中國歷史中的『憲政傳統』為何不能成為中國現在憲政的基礎,再加以建設呢?

中國共產黨否定外國的東西,但採納了市場經濟,卻又否定憲政。這不是自我矛盾嗎?現在面對老祖宗的東西,是否定,還是要肯定?

搬出『社會主義』是完完全全為執政黨說話的藉口。


權柄的制約:從基督教信仰談世俗政權與教會權柄

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一個與人主動立約,並信實守約的上帝。既然自立契約的全能全知上帝已然自我約束,信實守約;那任何認為自己可以不被約束的宗教與世俗的權力 -無論是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還是世間胡作非為的世俗獨裁統治者 - 都可以說是對上帝的一種篡位與褻瀆。這種的篡位與褻瀆自起初就有,始祖亞當夏娃想要變得跟上帝一樣,也就是他們自己想做上帝。他們便墮落了。宇宙間只有創造主上帝有無邊的權力與能力,但是他因選擇愛他的百姓而信實守約,便指著自己起誓,約束自己的絕對自由。而墮落世界中的各種權柄 – 或宗教,或世俗 – 擁有權力便會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的是絕對的腐敗。所以,無論宗教權柄,還是世俗權柄,都有制度性被監督的必要。君王如是,宗教領袖亦如是。

中國的歷史,君王缺少制度性的監督。頂多就只有儒生統治集團非制度性地對君王的制衡。幾千年的帝制,直到現在,還是一樣沒有制度性監督體制的憲政共和。這也多少拜儒家政治學說所賜,儒家看待人性是正面的,也多少是膚淺的; 中國人對君王充滿了聖人般的浪漫期待,總希望出的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式內聖外王的仁君。但中國歷史上,暴君與庸君遠多過仁君。

再看教會方面,普世華人教會,雖然也是宗教改革的後代,但在教會體制上,卻沒有從古聖先賢身上學到該學的。華人教會的體制建設普遍都不甚健全,治理上充滿亂象,卻不以為意。抱著一種得過且過的態度,用實用主義的心態與方式來治理教會。要不是牧師“獨裁”,便是長老與執事會“獨裁”,沒有制度性的監督,來彼此以愛心監督幫助。在教會領袖犯罪的情況下,也沒有制度性的以愛心指罪,使其悔改跟挽回犯罪領袖的機制。解決的方式多是草草了事,要不一腳將此人踢出教會;要不便是睜一只眼,閉一隻眼,姑息在教會中的罪。但這兩種解決方式都不是符合聖經教導的方式。既不造就教會,也沒有挽回跟造就犯罪的肢體。

上帝是立約的上帝,主動與人立約約束自己,並信實守約。而世俗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當以契約為基礎,這也是憲政民主國家的基礎。實行憲政限制暴君的出現,同時也限制暴民的出現。雙方都在憲政的框架下限制自己的自由,履行彼此的義務與責任。

教會中的權柄也當受監督。我們教會做領袖,若承認自己是罪人,就更應當甘願主動限制約束自己的權柄,讓其他的教會肢體來幫助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如此,如主內同道曾劭愷傳道所言,“那麼教會當中就可以少很多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獨霸天下、混亂講壇、隨意解經等亂象了。”在教會治理的制度上,本人認為以改革宗長老教會的長老制最為符合聖經跟健全。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曾劭愷傳道的文章 (網頁連接在下),他針對此點已有詳細的解說,我便不再贅言。

(曾劭愷: 改革宗長老制教會論 & 權柄的分立與制衡)

http://herewestand.org/blog/2010/02/03/改革宗長老制教會論-權柄的分立與制衡/

原稿發表於2013年1月18日


談台灣漁民被槍殺事件

菲律賓軍方最近槍殺台灣的漁民的事件,引起了台灣島上人民的普遍憤慨,網路上不少台灣網民也發出不惜要與菲律賓一戰的呼聲。在事後,馬英九政府對菲國提出了四項嚴正要求,即正式道歉、賠償損失,儘速徹查事實嚴懲凶手、儘速啟動台菲漁業協議的談判。

在認為菲國方面反應敷衍,反覆不定,誠意不夠時,馬英九即時採取三項制裁措施,即凍結菲勞申請、召回駐菲律賓代表,以及要求菲律賓駐台代表返國協助妥善處理本案等三項制裁措施。如果菲方繼續敷衍了事,台政府將採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

不少台灣民眾對馬英九政府的反應不甚滿意,認為馬政府懦弱,無能,不夠強硬。恨不得台灣馬上出兵攻打菲律賓。但馬英九在處理這事上真的懦弱,不夠強硬嗎?如果今天在位的中華民國總統不是馬英九,而是謝長廷,蘇貞昌,或蔡英文等綠營政客,他們的反應會比馬英九更強硬嗎,甚至馬上出兵攻打菲律賓嗎?坦白說,不太可能。

我不是要為馬英九政府說話,更不會為菲律賓說話。我也希望菲律賓政府官方能給受害者家屬一個合理公平的答案。

但是事實上,漁民與他國海上執法機構人員發生衝突不是沒有發生過。2011年12月中國漁民與韓國執法人員衝突,中國漁民刺死了韓國警員。2012年10月韓國海上執法人員連開了5槍橡皮子彈,射殺了一名中國漁民。這些事件很不幸,特別是有人傷亡的時候,令人難過。但最後這些事件都多少只是變成外交事件,受害者的那方政府都會要求道歉,徹查事件,按該國的法律辦理,並且給予賠償(此次事件中馬英九政府也是如此)。雖然中韓兩國網路上網民憤青們“殺聲”四起,但這些事件最終都沒有導致兩國彼此宣戰,而導致進一步的軍事失控,因單個漁民與執法機構人員的衝突事件通常很難構成向對方開戰的強有力理由(除非對方不斷繼續挑釁導致更多人員死亡)。所以,這些海上衝突事件最終都還是以外交方式解決。

不少台灣網民要求馬政府向菲國開戰,血洗馬尼拉,並說“你看,中國都派軍艦去了”。這不太理智。看過往中國政府的反應,並沒有大規模向韓國進軍報復;韓國方面也沒有因警員被刺死事件而出兵中國。兩方政府都會克制,不會斷然展開軍事戰爭。在對方不處理,不反應的情況下,受害國政府或許可以採取軍事演習,或報復性地扣押拘留他國船隻與漁民的舉措,施加壓力來逼使對方政府認真有誠意地解決爭議。

這正是馬英九政府眼下所做的。中華民國海軍與海岸巡防署規劃16日在南方海域實施聯合操演,海空軍兵力目前已進入待命狀態,紀德級等軍艦已在15日午後啟程。相關人士指出,這是海軍首次以作戰支隊方式伴隨海巡艦艇,前往台菲暫定執法線附近執行聯合操演。

在菲國政府沒有誠意解決,反覆不定,意圖敷衍了事的情況下,台方已經做出了目前政府能做的強硬措施來給菲律賓施加壓力。即便軍事上更加強大的中共軍隊過去兩三年間在這些漁民與韓國海上執法人員的衝突中都沒有“進軍南韓,血洗漢城首爾”,我們能期待台灣馬英九政府派台軍“進軍菲律賓,血洗馬尼拉”嗎?

大家對無辜漁民被殺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讓我們先來幫助慰問受害人的家屬吧。此外,台灣,中國大陸與國際社會要繼續地給菲律賓施壓,還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

這不應該被視為是一個軍事事件, 需要戰爭來解決。動不動就訴諸戰爭武力不符合正義之戰(just war) 的原則。戰爭永遠是在墮落世界裡,在無可奈何的局面下才以正義之戰為最後手段。這應該被視為一個外交事件,法律事件;通過外交管道與法律管道,將有責任的那方通過正當手續,將其繩之於法。

原稿發表於5月15日


中國的官二代政治

中國有不少官二代們,甚至有官三代四代們,因他們特殊的“紅色”背景跟關係而在政界商界平步青雲。其中也有不少被安置在中國各地方政府中接受歷練,如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任職浙江嘉興市副書記,鄧小平的28歲獨孫鄧卓棣擔任廣西百色市蘋果縣副縣長(註一)。

有關專家指出,這些中共高官的後代被安置在這些城市“鍛煉”,是為了他們在將來能繼續繼承『紅色江山』鋪路。這種高官子孫繼承父業步入官場的“世襲制”,招來不少民眾的譏諷,微博上也會時常看到網民們大肆抨擊中國官場裙帶關係的博文。

官二代官三代們子承父業進入官場是否不合適,是否不公平?畢竟他們自生下來就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背景,享受不一般的優待,人們對官二代們也有不一樣的期待。再看各國的領袖,其實不少是官二代,如韓國新任總統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前總統小布希等。由此我們發現,雖然各國文化,歷史跟政治傳統是有不同(註二),但“政治世襲”也出現在以『民主程序』選出政治領袖的國家,而且政治世家出生的參選人擁有一般參選人所沒有的先天政治優勢跟能見度。

我們喜歡『平等』,追求『平等』。但是,我們人從出生開始就不平等。這有點諷刺。

既然民主國家跟非民主國家都同樣出現官二代擔任官職,我們也不否認官二代們所具有的先天政治優勢,那為什麼中國的官二代任職官場就備受批評呢?

在以民主制度競選公職的國家,在出身跟背景不平等情況面前,民主選舉或許成了唯一公平的規範(注三)。儘管官二代擁有一般政治候選人所沒有的先天優勢,但是他們一樣要經過民主競選制度的洗禮,他們要經過各自黨內的內部角逐,他們一樣要現身說法贏得選民的選票,他們還是一樣要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才能坐上權力的寶座。這樣一段艱辛的競選過程,或許在『總統制』的民主國家(如美國)會比『議會制』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跟日本)要更加明顯。因為在總統制的國家,候選人不只是用其政黨的施政政綱為賣點來贏取選民,也要以個人魅力來贏得選票。 例如,小布希在他第一次以共和黨候選人身份競選總統的時候,他打的不只是共和黨的黨牌,他也同時以個人『清新』的基督徒跟保守主義者形象,跟性醜聞纏身的前任總統克林頓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出身政治世家,小布希的那場選戰贏之不易,至今仍然富有爭議。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選舉過程具有透明性。在公開透明的選舉制度下產生的政府跟官員就被賦予了任職的合法性跟正當性。雖然官二代們擁有無可否認的先天政治優勢,但在這樣相對公平的民主選舉制度下,他們經過公開透明的公平選舉過程獲得公職仍然具有無可非議的合法性跟正當性,也能讓他們的政治對手輸得心服口服。也因此,成熟,公開,透明的選舉制度也是民主國家政治穩定的一大因素。不然,執政的不合法性就會造成國家社會的騷亂跟動盪不安。這樣的情況通常會發生在採用民主制度不久,但還不成熟的民主國家。例如,美國反恐戰爭之後的阿富汗跟伊拉克,還有在阿拉伯之春推翻獨裁者之後的阿拉伯國家,他們施行民主制度的挑戰,就值得我們關注。

在中國,官員後代出任公職缺乏公開性跟透明性。 缺乏公開透明的官員選拔過程本身就不公平,因官二代們可以利用他們的先天政治優勢,利用裙帶關係而取得官職。這樣,他們執政的合法性跟正當性就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也會招致無背景,草根出身的官員跟尋常百姓的不滿。這樣看,官員後代的先天政治優勢,其實反而變成了一種政治包袱。缺乏公開透明的官員選拔過程而取得官職的官二代們,無法使人心服口服。也因此,中國大陸的網路上充斥著網民們對中共官二代們的冷嘲熱諷。

民主憲政是中國未來應該要走的政治道路。這不是『歪路』,更不是『邪路』,而是一條康莊大道,是一條『正路』。如果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繼續走現在的不透明政治『邪路』,將會逐漸加劇人們對其執政合法性的質疑,導致積怨的加深,反而影響其執政能力,或許屆時的情況就不是單單『維穩』能夠解決的了。

註一: 據說鄧卓棣還是美國出生並擁有美國國籍,而且在2011年鄧在美國還有過性侵犯罪記錄,在美國住300萬美元豪宅等傳聞。

注二: 如日本千百年延綿下來的家族跟階級的世襲傳統,至今仍然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日本的政治文化。而且也或許某種程度上,日本採用『議會制』也加強了其世襲性的政治傳統。

注三: 這裡討論的是民主制度相對成熟的國家,如美國。

2013年6月15日初稿


公義與寬恕:也談柴玲的寬恕論

時逢六四天安門事件24年紀念日,當年的學運領袖柴玲女士又再次發表她對當年該事件政府方面當事人的原諒。一時間,網路上撻伐之聲四起,對柴玲的“寬恕論”表示不理解,各方的批評不絕於耳,說柴玲不應該也沒有資格原諒。

柴玲能否寬恕當年天安門事件中的政府人員?

對於公開承認基督信仰的柴玲,對信仰的討論是不能避免的。除了理性上倫理的討論,我們也必須要有一顆教牧的心來看待此事。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柴玲作為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她確實也受過身心靈的痛楚。我們外人能夠抹煞她受過的痛楚嗎?我們不能。那,柴玲以個人名義,在個人的層面她表示為信仰的緣故而去原諒當年傷害過她的人,有何不可?一個活在仇恨中的人,被自己的恨所捆綁,不能釋懷,是很痛苦的事情。在主耶穌裡的寬恕與釋懷,能幫助釋放被仇恨所捆綁的人。這種釋放帶來的是自由跟平安,不再為“被傷害者”的苦毒情緒所捆綁。不但如此,耶穌基督甚至教導基督徒要愛仇敵,甚至為仇敵禱告(馬太5:44)。這種對待仇敵的心態,這個不信的世界是不能理解的。再試問,那些撻伐柴玲的作家文人們,特別是作為基督徒的,又是否能夠愛仇敵,甚至為仇敵禱告呢?

所以,對於柴玲她個人性的原諒跟寬恕,我們要為她感到欣慰也要予以肯定。至於她公開發表寬恕的做法是否合宜,會在以下討論。

第二,寬恕是否代表忘記跟不追究當年發生的事呢?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公共層面,答案都是否定的。

對仇敵的原諒(forgive)並不代表我們就“忘記”(forget)當年所發生過的事情。憐憫慈愛的上帝,也是公義的上帝。公義是上帝的一個屬性,基督徒活在世上也當行公義好憐憫。在有關公義(justice)的事上,基督徒應當不甘人後。對當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我們要紀念。對受害人家屬至今還討不到一個公道,對政府的不作為我們要施壓譴責。我們也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有對天安門事件的正名,以及在歷史上的承認,對受害者家屬有適當的道歉與賠償等措施。

所謂“忘記”,否定歷史中所發生過的鎮壓殺戮,是自欺欺人。一句瀟灑的話,“忘了吧!”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正視歷史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傷害,沒有滿足公正公義的要求。即便是上帝也不把有罪的當無罪。祂滿足祂公義的要求的方式卻是用一個充滿無比慈愛憐憫的方式,讓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聖子上帝代替我們死在十架上來買贖我們。我們寬恕原諒,但我們不忘記。We forgive, but we do not forget. 在加害者對被害者道歉並予以適當的賠償之後,被害者原諒加害者的行為,也能從仇恨的捆綁中得著釋放,但這並不改變當初傷害者曾經傷害被害者的事實。對歷史的承認與銘記是有必要的,滿足公正公義的要求,也使其成為後人的借鑒跟提醒。

第三,我們可以對柴玲她個人的寬恕態度予以肯定,但是單方面的原諒是不夠的。

在犯罪學中,近幾年興起的 “恢復正義”或“和解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模式就強調和解需要雙方面的努力。通常,這意味著犯罪案件中的加害者(Perpetrator)主動地通過司法系統要求與被害者(victim)見面,並且在一個適合的場所,在一個中間調停人(Mediator)的幫助參與下,向被害人解釋作案的原因跟動機,向被害人真心的道歉,並且應允除了在司法系統的程序之外,給被害人一定的個人賠償。一些針對和解正義模式的社會學研究發現,選擇“和解正義”模式的被害人,通常比較能夠釋懷,相較其他類似案件的被害人而言,比較能夠在事後繼續過正常人的生活。

在和解正義的模式中,如果被害人無法面對加害人而選擇不與其見面跟接受其道歉,或者加害人態度囂張不真誠,這些的情況下,雙方就不可能和解。和解,需要雙方的意願跟努力,而且通常一個第三者調停人的角色也不可或缺。

基督教的福音,也是一個“和解”(Reconciliation) 的福音。簡單來講,由被冒犯者,即上帝,在基督裡賜下救恩,由道成肉身的基督做中保 (mediator) 完成救贖工作,罪人也在聖靈光照下有回應,認罪悔改信耶穌。罪人因為中保基督的救贖工作,能夠來到上帝面前與祂和好,也被納入上帝的家中,成為上帝的兒女。所以可以說,中保基督的救贖也帶來了被揀選的罪人與上帝之間關係的改變。因此,“和解正義”模式帶有很強的基督教色彩,而且很多“和解正義”模式的發起者也是基督教機構或教會,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高級幕僚 查爾斯.庫森 (Chuck Colson) 創辦的監獄團契(Prison Fellowship)。

我們可以對柴玲姐妹的願意寬恕予以肯定,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提醒她,寬恕不是單方面的。 在作為加害者的共產黨政府還未對當年的罪行予以承認,道歉跟賠償的情況下,就公開地說願意原諒,或許她現在公開表示寬恕,不是最好的時機。

我們基督徒在做倫理決定的時候,要考慮到原則,動機與處境三方面。柴玲願意寬恕是好的,要愛仇敵,甚至為仇敵禱告也是聖經的教導,她的聖經原則跟動機或許沒有問題。但是她也需要考慮到處境,是否這時候公開表示寬恕原諒是合適的時機?這樣是否會絆倒主內其他肢體?如果她有絲毫疑慮,或許應該不要馬上發表寬恕論;或許可以與其他她能信任的,有智慧的主內肢體牧長們討論,一起禱告再做決定;抑或許可以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再公開表示(如共產黨政府公開認錯道歉,對六四事件正名,並且賠償受害人家屬)。柴玲是公共人物,雖然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24年,柴玲還仍然是當年那場運動的標誌人物,她講的話還是有影響力的。在這樣的處境下,柴玲姐妹更是要謹言慎行了 (針對基督徒倫理的“原則,動機與處境”的經文可參考新約羅馬書14章,在此就不贅言)。

在這一切之中,願上帝的名得榮耀。基督耶穌的福音是“複合/和解”的福音,因著主耶穌基督的救贖,上帝在基督裡寬恕赦免了我們。如此,我們看到上帝的公義,也看到上帝的慈愛。主基督的十架救恩,是“和解”(reconciliation) 的最終極的體現。在這個冤冤相報的墮落世界,“和解”是一個稀奇的東西。如果連基督徒都不知道寬恕與和解的重要性,那我們會看到冤冤相報在歷史中的重演,當年的被迫害者有朝一日也會可能成為迫害他人的人,今天被迫害的異議人士他日也會迫害跟他有異議的人。

在這場爭議之中,願聖靈幫助我們省察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也幫助我們每個人認罪悔改,讓我們的生命被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斷更新,不斷改變。

2013年6月10日初稿

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