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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 『辛默曼-馬丁』 殺人案談中國的上訪制度:淺談中美司法系統 與 比較

每過一段時間,美國社會對一些刑事司法案件,特別是牽涉到種族關係的案件總是給予很多的關注。最近,擁有西語裔血統的佛羅里達Sanford市居民 辛默曼(George Zimmerman),作為社區守望隊隊員,在其小區巡邏期間,誤殺了手無寸鐵17歲黑人少年 馬丁(Trayvon Martin)。在我看來,這是一場相當不幸的悲劇 (tragedy)。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兩個不相干的人的偶遇,因誤會導致一人死亡,另一人要承受 對簿公堂跟人身威脅的不斷壓力。

雖然這是一場誤會導致的悲劇,我們不能否認還是有人因此而死亡,有一對父母也因此痛失了他們僅有的兒子。殺人者辛默曼,即便是誤殺,也應該附上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由於該案件牽涉到手無寸鐵的黑人少年,使得美國社會又再次質疑,是否 膚色跟種族因素是導致辛默曼跟踪並槍殺馬丁的主要原因。美國的種族問題,剪不斷,理還亂。雖然辛默曼本身也可說是淺膚色的少數族裔,卻還是依然被他人,特別是被媒體 扣上了『帶有種族偏見的白人』的帽子。

媒體跟民權團體的特別關注,多少也給處理該案的佛州司法官員帶來了壓力,使得這本來可能要以『一般殺人罪』(Manslaughter)審判的案子,最後以『二級蓄意謀殺』 (Second Degree Murder) 的罪名審判。經過了法庭將近一個月的審判之後,陪審團最終沒有以『二級蓄意謀殺』的罪名定辛默曼的罪。許多法律專家評論,以『二級蓄意謀殺』的罪名來審判辛默曼是相當不智的,是過度了。如果檢方一開始就是以『一般謀殺案』的罪名來審判辛默曼的話,還比較有勝算。

在這裡,我重點不是想要細談論美國司法審訊的許多技術性細節,也不是想要探討媒體跟其他團體給這件案子造成的影響。我提供一些該案的背景,目的是想要說,雖然該案令許多人情感沸騰,但大部份的人們並沒有失去理性。在審訊辛默曼之前跟期間,人們的目光乃是定睛在法庭上。法庭,在這場悲劇之後,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成為人們對『公正公平』,特別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希望。即便是痛失愛子的馬丁父母,在審判前,也是一樣把希望抱在司法系統上,希望佛州的司法系統能還他們死去的孩子一個公道。

可以說,現在的美國人對美國的司法系統有相當程度上的信心。當然,這不是說美國的司法系統是完美的。不是的。任何人世間的司法系統都不完美,也都會犯錯誤。事實上,作為基督徒,對我來說,在這個墮落的世界,完全公正公平的司法系統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人不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上帝,作為受造物的人其所知是有限的。像 辛默曼-馬丁 這樣的案子審判起來更是困難。直到如今,雖然有照片,錄音,證人的證詞等等證據,我們仍然無法對那晚發生的經過有完全確定的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的司法系統-法庭-陪審團,只能盡他們的全力,根據他們最客觀的視角來做判斷,到底孰是孰非。

美國人對其司法系統的信心,很大程度也是因為建立在『陪審團』制度上。美國繼承了英國普通法的傳統,審判刑事案件的時候,在法庭上的主角,不是法官,而是由平民組成的陪審團。所以,刑事案的嫌犯,不是被法律專家審判,不是受特權階級官員的審判,而是被與他一樣是平民的人們組成的陪審團審判的。法官的角色,在美國刑事法庭上,是被動的,維持法庭正常運作跟做法律技術上的裁判員。因此,法官的權力,在美國法庭上,是被平民所制衡的。陪審團制度,從美國建國以前就被看作是人民自由的保障,是人民不受政府權力的欺壓。讓涉案雙方,無論是嫌犯還是被害者,都能期待有一個公正公平的審判過程。傳統的陪審團,是由12個陪審員組成,許多美國的州還是繼續維持這個人數。也有一些州因一些原因將陪審員的數目減少。12個陪審員的數目據說還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因為舊約以色列有12支派,耶穌有12門徒。

可以說,美國的司法系統是相當健全的。當人們有刑事糾紛的,就會由檢察院(Prosecution)介入,大陪審團指控並加罪名(Grand Jury),刑事法庭上審判,由陪審團(Jury) 審判,最後定罪或宣告無罪 (當然,許多刑事案最終並不會訴諸法庭審判),法官負責量刑。除了政府代表受害人對嫌犯的刑事指控跟審判外,受害人也能夠在『民事法庭』上提告,要求以金錢來賠償損失。辛默曼案件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在刑事法庭上他被陪審團宣判無罪,但是馬丁的父母仍然可以通過民事法庭向辛默曼提告,而且馬丁父母在民事法庭上能獲勝的勝算可以說是很高的。

講這麼多,我要說什麼呢?我要說的是,在美國,人們若有糾紛,無論是刑事糾紛還是民事糾紛,人們想到的是訴諸法庭。“I am going to sue you” (我要告你) 這句話,也常成為美國人在有糾紛的時候會講的一句帶有威脅性的口頭禪。訴諸司法系統來解決糾紛,就需要法律專業知識,也因此美國出產很多的律師,比例世界前茅。願意上法庭,也意味著美國人對其司法系統有很大程度的信心,他們願意通過法律來解決糾紛。特別是刑事案件,因有陪審團制度,人們信賴平民組成的陪審團能做出較為公平的判決,而不是單單根據一個法官的看法而已。也因此,為了保證公平公正,陪審員的甄選就變得異常重要。這就是另外一個可以長篇大論的議題了,以後有機會再細談,在此就不贅言。

美國人願意透過法律跟法庭來陳述冤情跟解決糾紛的特性,跟地球另一端的中國人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相對『健全』的司法系統跟諸多法律條文,但是普通百姓似乎並不是非常願意訴諸法庭來解決糾紛。中國百姓若有『冤情』卻是訴諸於上訪的方式,有如古代的『冤民』在有冤無處申訴的情況下,就千里迢迢去找『清官』甚至是皇帝攔路喊冤,請求他們為其伸冤,給他們一個公道。在中國,不但是普通老百姓如此,現在連退伍軍人,前城管人員,甚至某法院的副院長也加入了上訪大軍,來試圖解決他們的問題。在北京,甚至有過上訪村,無數的訪民從全國各地而來,群居於此。訪民被鎮壓,被毆打,被地方政府截訪,女訪民被強暴,時有發生。有些訪民忍無可忍,以自焚,跳樓跳橋等自殺手段來抗議。雖然許多訪民知道上訪不能解決問題,他們還是繼續上訪,為要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百姓訴諸上訪,而不是法庭,這就體現了中國人對法庭,對法律,對司法系統的一種普遍不信任。很多訪民其實是在經過司法系統的程序之後,對司法系統失去信心,而去上訪的。這種對司法的不信任,體現民眾認為中國目前的司法系統不一定公正公平,不一定能為他們討回公道。為什麼會這樣認為?或許這是因為普通百姓將法庭,司法系統看作是保護權貴利益的地方,而不是保護普通老百姓。因此,法律之下不是人人平等。而且,在中國政治環境中,掌權者時常提到的所謂的『法治』是一種不同意義上的法治。中國語境中的『法治』是『以法治國』,即法律是統治者治國的工具,是為達成統治者的統治目的工具,而統治階級本身不在法律制約之下。統治階級可以以法律來鎮壓百姓,但遇到法律跟自己利益有衝突的時候,他們就逾越法律,法律在權力面前就無效了。

此外,東亞大部份國家的法律系統受到的比較多是歐洲大陸法系統的影響。因此,比較缺乏像英美普通法系那樣的陪審制度,可以使平民百姓在法庭上制衡法官的權力。陪審制度下,職業法官與陪審團之間互不越權,從而保證司法公正不被操縱在一人手中。當然,陪審團的決定不代表一定正確。但在這樣相對公平的制度下,即使涉案雙方有一方對判決結果不滿意,他仍必須要承認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舉例來說,被殺者馬丁的父母雖然對陪審團最終的判決結果不滿意,但是他們不能否認這一個月來的審判過程是公平公正的。無論是法官,還是陪審團都沒有徇私枉法,偏袒涉案的任何一方。當然,馬丁的父母在對州法庭的判決結果不滿意的情況下,可以繼續上訴到聯邦法院,或請求聯邦司法部介入,以不同罪名控告辛默曼。除此以外,馬丁的父母還可在刑事法庭之外,在民事法庭上向辛默曼提告,要求金錢賠償。當年O.J. 辛普森案件就是如此。雖然辛普森在刑事法庭上獲判無罪,但是在民事法庭上,他則輸了官司。

做一個總結。比較中美兩國的法律文化,看到的是兩國百姓對待司法系統兩種不同的心態。

在美國,人們信賴司法系統,在有糾紛的時候,很自然地就訴諸司法系統來解決糾紛。人們充分地利用法律解決爭端,這樣也給專業法律人才創造了就業機會。當然,美國人對法律的利用程度,也有氾濫之嫌,打官司是司空見慣的事,芝麻綠豆的事情都要上法庭,若需要律師代表也會面對律師們也漫天要價的情況。

在中國,人們不信賴司法系統。很多人寧願選擇上訪,也不通過司法系統解決問題。上訪制度,充滿了弊端。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造成更多的濫權事件,使得普通百姓的權益進一步的受到侵犯。上訪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疾,許多人也呼籲要廢除這個無用的制度。但廢除上訪制度本身無法解決問題。人民仍然需要一個正當的管道來解決他們的糾紛矛盾,特別在糾紛矛盾牽涉到政府機關與官員這樣的情況下。

毋庸置疑的,政府需要樹立人民對司法系統的信心,因此中國需要司法改革,來解決上訪制度無法解決的社會與法律問題。但是在中國處境下的司法改革,就意味著至少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改革作為前提。在目前一黨專制的政治現實下,這是極度困難的。東亞的民主國家中,至少日本跟台灣已經開始思考並執行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改革。數年前日本實行的『陪審制度』跟年前台灣討論的『觀審制度』是很值得我們觀察的。在中國推動司法改革,以我粗淺地角度來看,會觸及到統治階級敏感的政治神經。在習近平新政府有左傾傾向來看,這樣的改革似乎更加不可能。司法不改革的情況下,隨著訪民繼續上訪,社會矛盾加劇,群體事件增多,官員持續腐敗,不改革反而影響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這樣勢必會走到一天,政府必須面對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到時候恐怕就不只是單純的司法改革那麼簡單了,而是要全盤的政治改革了。

2013年7月21日初稿


獨立日談自由

幾年前,跟江天勇,王光澤兩位基督徒維權律師,還有甄妮姐妹在晚飯後來到國會山莊散步。 那是個不太熱的初秋天氣,微風陣陣地吹,很舒服。我們一路聊天,走過了國會山莊前的映水池,仰頭便看到宏偉的國會大廈。此時,江律師張開雙臂,不禁感嘆地說,『偉大的美國啊』!

每次跟國內來的朋友們聊天,談到美國政治的時候,他們總是充滿羨慕。美國的自由,民主,憲政,司法公正等等價值,不但是美國人引以為傲,也令許許多多還在遭受壓迫,不自由的地區的人們羨慕。自由,是這些維權律師們所嚮往的,所期盼的。盼望著有一天中國也能像美國這般自由。

我同情他們,也能理解他們。但是,作為華裔美國人,我知道美國並非他們想像的那麼完美。 自由,是個美好的東西。我們渴望自由,喜愛自由,高喊自由。沒錯,美國很自由。但是,今天的美國卻是在『濫用自由』。

今天的美國,是一個『我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的『自由』社會,是一個『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國家。

在美國正要慶祝獨立日的前幾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否定了加州全民公投通過的反對同性戀婚姻的『Prop. 8;第八法案』,也否定了克林頓時代通過的『DOMA捍衛婚姻法案』。這樣,九人組成的聯邦大法院的5對4的司法審核決定,就變相地承認了同性戀婚姻的合法性。因為同性戀者要他們認為的所謂『自由平等』,便要改變上帝造人所賜下對婚姻是『一男一女之結合』的定義。這要拜許多美國左派人士所賜,拜他們無知被人扭曲的『自由』,『平等』,跟『愛』的人文主義觀念所賜。

美國也是個槍支氾濫的國家,美國憲法修正案也保證平民有擁有槍支的權利。擁有槍支,有人說是為了正當防衛需要,無可厚非。但是目前合法美國槍支氾濫之嚴重,已經超過了正當防衛的範圍。從常理上說,一般民眾需要那些可以在短時間內擊殺無數人的軍事用槍支嗎?從法理上說,這樣的軍事性大規模性殺人用槍支是憲法修正案的作者們當時所想到的嗎?最近幾年來,那些用這種大規模殺人用槍支犯下屠殺案件的人,大部份有精神病史,但是國會共和黨人堅決反對立法要求槍支販賣商進行對槍支購買者的背景調查,說是會侵犯隱私。除此之外,最近也時常發生四五歲的幼童因玩弄父母的槍支,而將自己無意射殺的慘劇。這樣,要『擁有槍支自由』權利的美國人,便扼殺了自己的自由,做了槍下亡魂。這樣的自由,真矛盾。

聖經約翰福音說,『真理使人得自由』(約8:32);哥林多後書也說,『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後3:17)。聖經的自由觀,不是世人人文主義的自由觀。自由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是『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那是野蠻,那不是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順服上帝的自由,是以上帝的律法跟原則為念,走義路的自由(詩篇119:44-45)。事實上,作為墮落世界中的人類,我們並不是自由的,因為我們人被罪捆綁,無法自拔。罪的影響之大,以至於連我們立志不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我們都無法做到。被罪捆綁的人,哪裡又是自由之身呢?除非,除非上帝的救贖臨到我們,聖靈的大能在我們身上,我們才嚐到那麼點自由的滋味。

明天就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美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得了自由,走過了237年。

我同情,我也理解受壓迫的人們對『自由』的渴望。美國,是渴望自由的人們的榜樣,也是借鏡。一個國家的人們如果不是在真理裡得自由,便會以自己的罪性索要『自由』,濫用自由。中國政治上的改變帶來的『自由』固然重要,人民認識基督真理得『真自由』更是根本。不然,即便日後中國有了民主憲政,也會碰到今天美國面臨的窘境。如果那樣,那便是中國人之不幸了。

2013年7月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