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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法治與民主

在美國當下政治意識形態爭鬥之中,在兩大政黨內部極度分化之際,我還是必須要欣賞美國的民主與法治之間的平衡。英美法治傳統在一個國家治理運作中舉足輕重,使得美國人面對大小政治爭議都大致能主要以法律司法形式解決。雖然這表面顯得很對立性adversarial,但這種法律上理性地對立於對抗,比起武鬥流血暴亂要好得多。當然,法治的背後仍然有意識形態在左右,但這種不流血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抗爭,在墮落後的人類世界中,還是較為可取的。

很多人討論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我個人不認為民主是絕對目的。多數治國的民主不是絕對真理,多數人認同的意見不見得都是真理。在美國處境,民主若沒有法治的制衡(即憲政),也會產生煽動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專制獨裁的惡人危禍人間。從歷史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跟德國的希特勒這兩個法西斯大惡棍身上,我們要吸取教訓。從保守主義者的觀點來看,美國立國的價值觀是非基督教的自由主義跟個人主義(有人認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的觀點是錯誤的,不過美國建國初期及其歷史是深受基督教影響沒錯),這雖然跟我作為基督徒的政治觀點不完全相同,但是保守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要以憲政法治的形式繼續堅持。一方面固然不能讓意識形態上自我矛盾的左派為所欲為,另一方面也要提防會煽動民意的民粹主義者,納粹主義者篡位奪權。所以,當有Donald Trump 如此的政治狂人出現,並且是以非理性主義,甚至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的形式出現時,不免讓人不謹慎待之。美國民主必須是憲政法治民主,接下來無論是誰當選第45任總統,都勢必會讓美國的憲政法治經歷挑戰。若是克林頓當選,憲政與法治的挑戰將是奧巴馬的延續;若是川普當選,挑戰或將是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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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榮耀與政治

在當代美國政治處境中的左右派之爭,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都還是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政治傳統下的意識形態爭鬥。主導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是『自由主義』。就時間而言,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之爭;就地域而言,是英美自由主義傳統(或英國傳統)與歐陸自由主義傳統(或法國/高盧傳統)之爭。

前者擁護的是消極性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政府是『必需的罪惡』(necessary evil),其目的僅僅是消極地保護人權與個人自由。後者擁護的則是積極性自由,政府是『必要之善』,需積極地干涉公民生活,由國家來積極地保證個人自由,使人們獲得『平等的自由』和均等的機會。

兩種自由主義,終極來說,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前提。對於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兩千年的華人社會而言,自由主義傳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既是政治上的驚喜與契機,同時也是挑戰。最近讀過的兩本華人學者所著有關自由民主與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書,都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以及因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與撕裂有諸多批評,進而訴諸中國儒家傳統,以儒家政治學說(性善論,強調德治與禮治,社會和諧等)作為華人民主社會的學術性根基。但這兩個學者並沒有提出任何實際可行的行動方案,討論只流於形式與空談,除了陳腔濫調式地鼓吹孫中山的『五權分立』之外,對於要如何具體地將儒家學說用作華人社會政治民主的根據並沒有深究跟提議。

無論是儒家的政治傳統,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其背後都有其對人性的前提假設。該前提假設也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兩者的政治學說以及實際的政治制度建構。對於我等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而言,我們基於堅信聖經是造物主上帝的啟示,我們對人性的認識也建基與聖經啟示(當然也在現實生活中確認聖經的教導是如此)。因此,改革宗基督徒不需要全盤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或東方儒家傳統對人性的前提預設以及隨之產生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反而要對基於非聖經啟示的政治思想,價值觀,跟政治制度有所批判。

但是要知己知彼很不容易。知己者,改革宗信仰的政治學者必需對改革宗基要聖經教義有深厚的認識。知彼者,改革宗信仰的政治學者也必須要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跟儒家政治傳統等政治傳統很學說有認識了解。除了象牙塔內的學者之外,我們也需要Scholar-Practitioners,一些在政治界中有實際經驗的實踐者型的學者來一起合作,學習主耶穌基督『道成為肉身來到世間,生活在我們中間』的精神。 我的感嘆是,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傳統神學院畢業生一般都無可厚非地走了兩條路(特別是華人教會界)— 即牧會與神學教育。將這個實際影響我們每個人(包括基督徒在內) 生活每一個層面的政治領域拱手讓人。但實在不該如此。有如John Frame所言,我們要在政治界中榮耀上帝。人的政治也是屬於上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