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公共神學 Public Theology

基督徒看自由主義政治觀

我們在美國生活,我們的政治觀無可避免地就會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自由主義的政治語境下,人們也無可避免地將自己分為左派或右派 ( Left vs. Right),保守主義者或進步主義者 (Conservatives vs. Progressives),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Democrats vs. Republicans)。在美國政治光譜中,無論左右,可以說大部份美國人的政治觀念其實都還是以個人權利為出發點,大部份美國人都是個人主義者。

美國的這兩種大的自由主義模式,中國大陸學者吳春華將它們稱之為『現代形式的自由主義』與『傳統形式的自由主義』。美國的兩大政黨均可稱為是自由主義政黨:民主黨注重推行現代形式自由主義的福利政策,共和黨則傾向於堅持傳統形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政策。英美自由主義傳統,相對歐陸傳統而言,在權力運行機制上,更注重分權與制衡,美國也是世界上實施三權分立原則最為嚴格的國家;英美自由主義傳統也更重視個人權利的神聖空間。

這種的政治二分,也影響了美國基督徒。雖然許多福音派基督徒以保守派共和黨人自居,但自認是進步派民主黨人的基督徒也大有人在。有一些美國基督徒跟學者也分別出書為各自的自由主義立場辯護。如此看來,似乎美國基督徒只能在自由主義政治的光譜中徘徊來去,選擇各自的陣營,卻似乎對自由主義本身的前提預設跟價值觀沒有太多探究與批判,只得隨著自由主義的浪潮漂流,或左或右。

若要了解英美自由主義,我們就必須要認識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 與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特別是洛克這位對美國政治體系及美國的自由主義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哲學家。洛克繼承了他的前輩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社會/政治契約觀念,但他的政治結論卻與霍布斯完全不同。霍布斯與洛克同樣假設了一個『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 的存在。在自然狀態下,是無政府狀態,以霍布斯的觀點來看,那是充滿了混亂,各人孤立自私,好武鬥狠,沒有道德倫理限制,沒有律法規範,人無異禽獸,人之間彼此充滿敵意,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同時,霍布斯認為人生而平等,這個平等指的不是人智力與才能上的平等,而是個人保存其生命的機會與權利的平等。在自然狀態下,人具有自然權利,可以用任何手段,保存其生命的安全。

對霍布斯而言,保存個人生命的安全,是最為重要的,可以說是最為基本的『人權』。但是,在霍布斯假想出來人吃人的『自然狀態』下,僅靠個人能力無法保存自己生命安全之無憂。在此情況下,人以自己的理性,認為最好與其他人一起訂立一『社會契約』,進入社會;另外又定一『政治契約』組織政府。訂立契約的最大目的就是保存個人生命的安全,個人放棄自己的自然權利,由具有權威與能力的『巨無霸』或『利維坦』(The Leviathan) 政府保證個人生命安全,使人不必擔心他人對自己的生命及財產進行侵犯。對霍布斯而言,有政府,哪怕是暴政,也比『自然狀態』下的無政府狀態來得好,因此他可以忍受絕對君權跟威權政府,只要政府能夠履行職責,保證個人生命的安全,就沒有推翻威權利維坦政府的必要。霍布斯思想中也沒有洛克所強調的『革命權利』。霍布斯會有這樣的政治哲學,多少跟他顛沛流離,常常處於危險的歷史背景有關。有學者認為霍布斯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儘管他的結論最終未必是自由主義的,但是他政治哲學的基本前提無疑是個人主義的,而且對日後自由主義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

約翰·洛克被稱為西方自由主義的始祖與開拓者。洛克跟霍布斯一樣,是個人主義者。他也以自己的理性假想了一個『自然狀態』的存在,洛克也認為這自然狀態下,人是平等的,而且各人皆享有『自然權利』—— 即生命,自由,和財產。雖然對洛克而言,他假想的『自然狀態』或許並非霍布斯所想像的那麼糟糕。洛克的『自然狀態』下,人是有理性的,並不會自相殘殺;但是在自然狀態中還是會有爭執發生,還是會對個人的生命,自由,跟財產造成威脅。單靠自然法,仍無法完全保障個人安全。洛克得出與霍布斯相同的結論:認為個人有締結契約,組成並進入社會跟建立政府的需要。但在對政府的態度上,洛克則與霍布斯大相徑庭。洛克思想中的政府,雖然也是個人締結契約的產物,但是洛克似乎並不贊成霍布斯的『巨無霸-利維坦』式政府的絕對權力。洛克認為,政府有承擔保護個人權利的責任,為了使個人權利得著有效的保護,政府應當實行法治與分權。如果政府拒絕履行其職責,甚至侵犯個人權利時,個人即可解除契約。對不願交出政權的政府,個人有權利進行革命及更換政府。對洛克而言,解除契約,回到自然狀態,並不像霍布斯所想像地那麼可怕,而且造反的危險遠遠小於暴政。洛克系統性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奠定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跟發展方向,也對日後的美國革命產生了極大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洛克認為上帝造人,人人平等;而且上帝也給予人理性,人要盡量使用理性使個人生活舒適,因這被造世界及其中所有都是為了維持人的生活及使他們舒適[1]。洛克也指出,造物主賦予的自然法,即人之理性,使人知道所有人都是獨立平等的,因此人不可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2]。理性肯定了人的個人自由。這些獨立平等的人為了保護個人自由,締結了契約,設立了政府。換言之,在個人締約之前政府並不存在,政府是個人所立,是為個人權益而立,是個人權益的延伸,是為個人權益存在,除此以外,政府沒有其他超越性的責任。而如果政府僅僅只是個人權益的延伸,為個人權益存在,那它就不是聖經中所談到的那被上帝所立,權柄來自上帝,被上帝賦予公共性責任的政府權柄。那這樣的政府,如史齊倫(James Skillen)所言,充其量只不過是個人私權加起來的綜合政體而已[3]

洛克的政治思想,份外強調個人權益與自由,並以個人及其權益為中心;而缺乏聖經中所談到的,造物主上帝賦予人類之管理全地並其中所有,人作為上帝管家的治世責任與使命(創:1);也缺乏聖經中上帝賜給人之十誡律法的總綱與精義—愛上帝與愛人如己的誡命(馬22:34-40);在政府的權柄來源,角色,與責任方面,洛克的自由主義思想更是與聖經背道而馳(羅13)。

在洛克的筆下,他的上帝不過只是將這個世界交給了一群獨立的個體,任由他們隨意獲取利用這個世界中的資源。對洛克而言,人類不是上帝的管家,他們是私人財產與個人利益的主體者,是自我的絕對主宰。在洛克(跟霍布斯)的觀念中,這些獨立個人唯一擔心的是其他人會來掠奪他們的私人財產跟傷害他們的生命,除此以外,他們似乎一無所懼。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中,政府不是上帝所設立(而是個人締約而成),其權柄不是來自上帝(而是來自個人),其角色不是上帝的僕人,政府沒有公共性責任維持公義,賞善罰惡(而是私人利益的僕人,為維護私人利益而存在)。

如此,必須說,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人觀與政府觀上最基本的前提預設,並不符合聖經。基督徒需要探究聖經教導的政治觀原則,不能無條件地接受自由主義政治觀(或任何非基督教信仰政治觀)的前提預設。基於對聖經及基督教信仰的忠誠,基督徒公民在看待公共議題時,應該要有一定的獨立性,有其獨到的立場跟見解,而不能盲目地接受我們政治處境的政治思想所預設的價值觀跟理念。因此,對聖經啟示有委身的基督徒,也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參考資料:

Hall, David W. and Peter A. Lillback, A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Phillisburg: P&R Publishing, 2008.

 Locke, John,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2

 Skillen, James. In Pursuit of Justice: Christian-Democratic Explor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04.

 Stromberg, Roland 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Chinese Translatio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4.

劉遐齡,當代政治思想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9

吳春華,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1] “God, who has given the world to men in common, has also given them reason to make use of it to the best advantage of life and convenience.”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2), 17.

[2] “The state of nature has a law of nature to govern it, which obliges everyone; and reason, which is that law, teaches all mankind…being all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ought to harm another in his life, health, liberty, and possessions.”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52), 5.

[3] …for Lock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ublic authority or public government but only the consolidation of many private self-governments or compound self-government…The word ‘commonwealth’ thus means little more than a combination of many ‘privatewealths.’” James Skillen, In Pursuit of Justi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04), 117-118. 史齊倫(James Skillen, Ph.D., Duke University; M.Div.,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一位基督徒政治哲學家,為基督教公共政策智庫Center for Public Justice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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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由主義的一些思考

在中共集權政權下生活及出來的異議人士擁抱右派保守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特別是對許多人而言這是唯一的 conceivable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大部分華人可能對荷蘭的改革宗政治傳統不甚熟悉,也不知道有another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outside of liberal political spectrum。

所以我自己的話是情感上對擁抱右派自由主義的華人朋友保持同情與理解,但理論上對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不能認同,因為自由主義傳統對人與政府本質的基本前提預設是來自啟蒙主義傳統,且不符合聖經教導。

在華人信徒普遍基礎神學裝備不足的情況下,這包括知識份子在內,要求他們會對荷蘭改革宗的政治傳統感興趣,且能修正跟發揚光大,似乎有點緣木求魚。很多人已經定型,要改變很難。只能說,我們任重道遠,要先教導的是在教會內對聖經真理的委身與法治的施行。不然,基督徒在世界中會軟弱得無法為主做工爭戰。

基於種種政治制度跟歷史原因,我對美國我不抱太大希望,我倒是對中國日後產生一個反革命黨報以希望。我們需要一個在自由主義之外成熟的ideological alternative,也希望會有越來越多的這方面人才出現。


反革命黨

在美國自由主義當道的政治環境,不大可能出現百年前像荷蘭那樣的主要基督教政黨–即『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 (ARP), 你說這名字有多酷?反的是法國革命的價值觀)。美國的基督徒,或左或右,都深深陷入自由主義的泥沼,不可自拔。而恰恰聖經中有關政府論跟人論的基本原則跟價值觀,是跟自由主義的前提預設是相左的。據我粗淺的了解,像ARP百年前提倡的『多元主義』pillarization,且暫且不談其長短處,這在美國政治環境中很難實現;大家都在忙著打『文化戰』,而且文化戰絕非到了近幾十年才開始。
有學者分析,這跟美國歷史上的宗教與歷史因素不無關係,福音派在建國初期就埋下的種子亦影響至今天,批評說美國今天的『假多元主義』有深深的福音派淵源。我們今天批判現代形式自由主義的虛偽跟假多元,(其實不是真多元,而是conformist),那我們也要批評福音派在歷史上種下的禍根。
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政治土壤根深蒂固,改變不易。我倒是寄望中國有日會有出現個很酷的『中國反革命黨』。各位改革宗同仁加油努力。

Church, State, and Citizen讀後感

xuezhe這是最近讀到的一本有關政教關係以及基督徒參與政治的書。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闡述一種單一的政教觀,而是從不同的基督教傳統—如路德宗,改革宗,天主教,重洗派,泛福音派等—探討各個傳統的政教觀念。這本書由八位不同的作者寫成,編者一開始便說明(disclaimer)這些學者他們不是神學家(theologians),而是政治學學者(political scientists),在不同的基督教傳統中成長,他們以政治學者的角度探討他們各自傳統的政教觀及基督徒如何參與政治(或不參與)。

 

雖然如此編者如此聲明,免得人們對這些作者的神學功底期望過高,但是單從寫改革宗政教觀的作者James Skillen博士(我將他的姓名中譯作『史齊倫』)的那一章來看,可以看出當中至少某些作者的神學功力其實不低。確實,史齊倫博士本身是有過神學裝備的。他在1969年從費城西敏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學位,之後負笈著名的荷蘭自由大學研究Dooyeweerd ,之後又回到美國並在1974年獲得杜克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史齊倫博士本身長年是Center for Public Justice這個基督教公共政策機構的會長,也曾經是幾所基督教大學的教授,包括加爾文學院跟多特學院。

 

讀過史齊倫博士的一些著作,我猜測他應該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新加爾文主義者(非凱旋主義者),他的政治神學是訴諸聖經,以聖經原則為根基的;他的著作中明顯運用了凱波爾的『範疇主權』(Sphere Sovereignty)的政教觀念(雖然類似的觀念在其他更早的改革宗加爾文主義者的著作中已經出現),並提出一種溫和的,與世俗版本根源與性質不同的『多元主義』(pluralism,雖然在他的著作中未必有直接有這個詞)。雖然他的政策性的政治神學著作大多是以美國政治跟歷史處境做出發點來討論(他對美國教會史宗教史的了解跟詮釋連知名美國教會史學者Mark Noll也予以褒評),但許多的建議或許也很適用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處境,對於希望日後在中國構建更為公義社會的華人基督徒知識份子,特別是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史齊倫博士的著作應該是必讀之作。很可惜的是,他的著作尚未被翻譯成中文,而且翻譯他的著作也有一定難度。

 

但史齊倫博士不是一般象牙塔式學究型的學者,他不只研究跟探討抽象的政治哲學跟政治神學的觀念而已,他的著作中也實際地探討跟提出許多背後有改革宗信仰之底蘊,實際的政策性意見,例如如何改革美國聯邦層面的選舉制,以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justice)的政策等等。這樣實踐型,但又有紮實神學跟政治學功底的學者,在華人基督教界,乃至整個普世改革宗世界恐怕都是很少見的。對我而言,他稱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是我的榜樣,難以望其項背,我一生若能學得幾成,便很知足了。

 

另外,從這本書我也體會,我們華人世界或許還太少這種類似的書籍。各個學科的華人學者一般缺少神學裝備,無法有深度地融合基督教信仰跟他們的專長。而早年留學海外的華人,有些在成為基督徒跟全職傳道人後,又完全放棄了他們的過去所學(也或許多少是因為過去的所學只是為了找工作吃飯的工具而已)。如果各學科的華人基督徒學者加深他們的神學,華人神學學者也涉獵一些學科(特別是他們以往就已經熟悉的學科),然後彼此再有機會跟平台有所交流,捨棄華人世界中的那種彼此看不起,自恃甚高的戾氣,為主的榮耀一起合作,這或許應該會是件好事。


Critiquing 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hristian Faith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faith-and-politics

Among certain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the us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even the reformed faith as a mere instrument for a certain secular political purpose, is something that has plagued Chinese Christianity for about a century,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doctrinal integrity.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igures such as Chen Duxiu expressed his affection for Christianity for that purpose; the Communist Par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uses religion at large and Christianity in particular to control the masses for its political ends by undermining orthodox Christian doctrine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so-called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oday, Christianity is an instrum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istic “Chinese Dream” under the Xi Jinping regime.

The more liberal “cultural Christians” of the 80s and 90s and perhaps into the 2000s, similarly viewed Christianity as a means to a political end, for bringing about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and freedom, as some of these intellectuals realized the Christian roots of these ideals. These “cultural Christians” are for the most part unbelievers, and lack fundamental convictions towards the basic tene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ese days, many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are evangelicals rather than the unbelieving “cultural Christians”; some are somewhat reformed in their theology, but they still somehow tacitly and perhaps even unknowingly treat the Christian faith as seemingly primarily for a political ends. This is manifested when they are willing to compromise doctrinal integrity of the Orthodox Biblical Christian faith for something they deem politically convenient. This is truly unfortunate, showing their lack of conviction (perhaps even lack of basic understanding) to the genuine Christian faith and some of the most basic doctrines that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ristians hold dear.

I believe this kind of misus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is kind of theological ignorance and naiveté, as it has been for about a century, will not help to realize a more just society, nor does it glorify God, when the Christian faith is used a mere instrument for a secular political end, while the orthodox doctrines are undermined.


在劉曉波先生去世之際,再思『因信稱義』與上帝的主權

xiaobo今年是宗教改五百年。想起宗教改革,人們便想起馬丁路德,想到因信稱義(或透過信心稱義)的教義。雖然『因信稱義』不能說是宗教改革這一歷史事件的總結,也不是改革宗信仰救恩論的全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但它確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教義。這是絕大部份福音派信仰的教會都認同的教義,人得救不是靠行為,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贖,聖靈的工作。

劉曉波去世前,我為他的禱告,除了他身體的健康跟行動的自由等實際需要之外,我的禱告更重要的是為他的救恩。即便偉大如曉波者,即便有人說他是比許多基督徒更能體現基督徒信仰的人,他仍不過是凡人,仍是罪人,需要為己罪向上帝悔改,信靠耶穌基督,承認基督耶穌為救主。以人的標準來看,劉曉波,甘地,曼德拉等,可稱為偉人。以上帝的標準來看,依據聖經教導的教導,沒有任何人可以以自己的行為向上帝誇耀以致得救,除非他願意悔改認罪,承認耶穌基督為他的救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片不為人知的陰暗角落,沒有一人是聖人。我們或許會否認,或許會壓抑,但是我們知道,上帝知道(羅1)。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曉波先生彌留之際,有為劉曉波的救恩禱告,但這卻是我禱告最為緊迫的事情。因為死亡不算什麼,若是在基督裡的人,我們無需懼怕『那些能殺死身體卻不能殺死靈魂的』 (太10:28)。若是在基督裡的人,可以有確據如使徒保羅那般: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1:23)。若是在基督裡的人,現在身體的死亡不算什麼,因為在未來我們有榮耀復活的盼望,上帝會賜給我們一個榮耀復活的身體,與基督復活的身體相似(哥前15)。所以,我不但為曉波先生身體自由向上帝祈求,我更向上帝祈求,求上主施憐憫賜恩典予他,在他人生的最後時日能悔改歸向上帝,與我們眾聖徒一同享受在基督耶穌裡,與祂緊緊聯合的諸多福分(弗1)。

我知道此時許多關愛他的基督徒,包括他身邊最好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在內,充滿了悲傷憤慨,以致於或許不小心做了神學教義性的宣告,表達了與基督教信仰之因信稱義的教義相悖的言論。我完全理解他們的感傷情緒。

或許有人會覺得我迂腐,但允許我這麼說,此時是體現我們作為基督徒之神學底蘊跟堅持信仰立場的機會。曉波先生,無論他是否是基督徒,他是一個常年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跟立場的人,至死如此。我們作為基督徒,特別是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堅持我們最為基礎、最為根本的神學教義跟信仰立場,如果曉波先生在世,應該也會讚許我們對信仰的堅持跟委身。

曉波先生去世後去了哪裡?我沒有答案。這只有曉波知道,上帝知道。我們或有我們的期許跟希望,但是讓我們將這一切交託給這位全知,全善,不改變,掌主權的上帝。當我們願意信靠這位掌主權的上帝,面對困難,面對風雲變幻的人生,我們才會有安慰,我們的生命才會有確定性。

求上帝擦乾眼淚,安慰受傷的人。

P.S. 我寫此篇文章,已經會預料到可能會有人攻擊謾罵。沒關係,我理解大家的情緒。


論三自

Sanzi

朋友貼出這幅圖,有人回應說無需敵對三自,為福音的緣故應遷就融入三自。這樣的觀點既不了解中共建立所謂『三自愛國運動』的目的,也不了解當初加入三自之人士的信仰背景。

共產黨領導下的三自教會與西方傳教士起初定下的三自原則大大不同,前者是控制教會的手段,後者是西方宣教士中的有識之士為了使中國教會有日能自立不依賴西方差會與宣教士而推出的建議。

而中共移花接木的三自政策,根本不是為教會的益處,更遑論傳福音。

三自在50年代初成立之後,沒多久便經歷了幾場政治運動的浩劫。三自內的少數福音派領袖如陳崇桂被打成右派,下場淒慘。而三自自創立起初是以親共的持自由派神學的人士為主,也就是不信派人士主導,如吳耀宗,丁光訓等人,文革前與期間,三自跟其他四個控制主要宗教的鷹犬,即五個宗教協會停止運作。三自的不信派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又卷土復來成為三自領袖。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人士如王明道,倪柝聲等本土非宗派基督教領袖則因不苟同三自而沒有參與跟加入三自,並因此入獄。

中共領導下的三自本來就是以不信派人士為主,被當時福音派的基督徒所斥責。認為為福音緣故而加入三自融入三自沒什麼不好,其實不了解三自自其創立起初的目的及其主要領袖的不信背景。中共成立三自的目的不是為福音,這樣想有點一廂情願。三自創立時主要及大部分的領袖也不是堅信聖經的基要派福音派基督徒。融入三自,是與不信派為伍,對當時許多堅持聖經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來講,加入三自即是賣主求榮。

當然,今天的三自或許已經跟當初的三自或有不同,三自教會內相信聖經的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也比半世紀前多了許多,講台信息甚至也很福音性。但三自作為中共統戰工具的性質並沒有改變。而且從近年來中共也迫害一些個別三自教會,三自的基督徒及教會領袖的個案表明,中共會不吝嗇嚴懲那些反對它的教會人士,無論他們屬於三自與否。我們也看到有三自前牧師脫離三自成立家庭教會的情況。

從歷史源頭看來,不加入融入三自不是反福音。恰恰相反,反對福音反對基督的是中共的宗教政策,三自是統戰跟控制教會的工具,不是傳福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