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宗教自由 Religious Freedom

反革命黨

在美國自由主義當道的政治環境,不大可能出現百年前像荷蘭那樣的主要基督教政黨–即『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 (ARP), 你說這名字有多酷?反的是法國革命的價值觀)。美國的基督徒,或左或右,都深深陷入自由主義的泥沼,不可自拔。而恰恰聖經中有關政府論跟人論的基本原則跟價值觀,是跟自由主義的前提預設是相左的。據我粗淺的了解,像ARP百年前提倡的『多元主義』pillarization,且暫且不談其長短處,這在美國政治環境中很難實現;大家都在忙著打『文化戰』,而且文化戰絕非到了近幾十年才開始。
有學者分析,這跟美國歷史上的宗教與歷史因素不無關係,福音派在建國初期就埋下的種子亦影響至今天,批評說美國今天的『假多元主義』有深深的福音派淵源。我們今天批判現代形式自由主義的虛偽跟假多元,(其實不是真多元,而是conformist),那我們也要批評福音派在歷史上種下的禍根。
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政治土壤根深蒂固,改變不易。我倒是寄望中國有日會有出現個很酷的『中國反革命黨』。各位改革宗同仁加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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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三自

Sanzi

朋友貼出這幅圖,有人回應說無需敵對三自,為福音的緣故應遷就融入三自。這樣的觀點既不了解中共建立所謂『三自愛國運動』的目的,也不了解當初加入三自之人士的信仰背景。

共產黨領導下的三自教會與西方傳教士起初定下的三自原則大大不同,前者是控制教會的手段,後者是西方宣教士中的有識之士為了使中國教會有日能自立不依賴西方差會與宣教士而推出的建議。

而中共移花接木的三自政策,根本不是為教會的益處,更遑論傳福音。

三自在50年代初成立之後,沒多久便經歷了幾場政治運動的浩劫。三自內的少數福音派領袖如陳崇桂被打成右派,下場淒慘。而三自自創立起初是以親共的持自由派神學的人士為主,也就是不信派人士主導,如吳耀宗,丁光訓等人,文革前與期間,三自跟其他四個控制主要宗教的鷹犬,即五個宗教協會停止運作。三自的不信派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又卷土復來成為三自領袖。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人士如王明道,倪柝聲等本土非宗派基督教領袖則因不苟同三自而沒有參與跟加入三自,並因此入獄。

中共領導下的三自本來就是以不信派人士為主,被當時福音派的基督徒所斥責。認為為福音緣故而加入三自融入三自沒什麼不好,其實不了解三自自其創立起初的目的及其主要領袖的不信背景。中共成立三自的目的不是為福音,這樣想有點一廂情願。三自創立時主要及大部分的領袖也不是堅信聖經的基要派福音派基督徒。融入三自,是與不信派為伍,對當時許多堅持聖經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來講,加入三自即是賣主求榮。

當然,今天的三自或許已經跟當初的三自或有不同,三自教會內相信聖經的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也比半世紀前多了許多,講台信息甚至也很福音性。但三自作為中共統戰工具的性質並沒有改變。而且從近年來中共也迫害一些個別三自教會,三自的基督徒及教會領袖的個案表明,中共會不吝嗇嚴懲那些反對它的教會人士,無論他們屬於三自與否。我們也看到有三自前牧師脫離三自成立家庭教會的情況。

從歷史源頭看來,不加入融入三自不是反福音。恰恰相反,反對福音反對基督的是中共的宗教政策,三自是統戰跟控制教會的工具,不是傳福音的工具。


Pluralism?

The idea that when a Christian citizen enters the public square, he/she must somehow conform to the majortarian secular values and abandon his religious convictions altogether to fit in, and if he wants to practice his religious faith, by which his worldview and moral values are informed, it must be relegated to private quarter, and private quarter only–betrays “pluralism” and “equality”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
When a Christian citizen peacefully dissents from the secular majority in the public square about a certain matter, because his Christian conscience tells him so, he might be called a bigot, all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secular majority practices the same kind of bigotry they accused the Christian of. Yes, they cannot tolerate the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voiced peacefully in public. This kind of logic is absurd, preposterous, and self-contradictory, sadly also advocated by some Christians who buy it. This reasoning somehow suggests that a Christian citizen is less of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faith, and that he must be a secular individual if he wants to engage in any kind of public debate for which the Christian is a part.
Basically, the secular majority gets to define what “pluralism” and “equality” mean, and “pluralism” and “equality’ they are clearly not!
Unfortunately, this kind of absurdity and pseudo-pluralism is something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majority helped created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 So, quite ironically, it seems that evangelical Protestants have no other to blame but themselves for the “cultural wars” raging in America today. Alas.

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中国部分

5/02/2016 下午2:02

原載於對華援助協會

 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中国部分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是一个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独立团体。该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创立,是一个由美国政府两党联立的独立顾问团体,负责督察全球的宗教自由情况,并向总统、国务卿及 国会提供政策建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基于我们的法定职责、世界人权宣言的人权标准及其他国际文件。《2016 年度报告》呈现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专员们及专业工作人员记录有依据的侵权事件并向美国政府提供独立的政策建议。《2016 年度报告》涵盖了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之间发生的事件,但我们也记录了某些在此期限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中国

主 要结论:2015 年,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持续不断。尽管中国政府试图在全球舞台上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是其在国内奉行的政策却力图打压个人与组织倡导人权和真 正法治的呼声。和近几年一样,在过去一年中,中央和/或省级政府继续强行拆除十字架和铲平教堂;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和藏族佛教徒实行歧视性政策,时常进 行暴力镇压,并且侵犯他们的权利;同时还骚扰、监禁或以其他方式拘留法轮功练习者、人权捍卫者以及其他人士。基于此类长期存在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趋势不断延 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因其系统化、恶劣的持续性侵犯行为而在 2016 年再次建议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或者 CPC。自 1999 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最近一次是在 2014 年 7 月。

背景

过 去一年,中国政府对人权和持不同政见者蓄意和无情的镇压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发生这种镇压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考虑采用新的法律以巩固其权力和加强其影 响力,例如 7 月 1 日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和 12 月 28 日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通过宣称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性,中国的领导层 长期以来为其强硬的政策(包括反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藏族佛教徒和其他人士的政 策)寻求正当理由。2015 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其内部的意识形态,对三股势力的讨伐不断升级,特别是在宗教自由方面。

在过去一年中,政府提高了其打击人权律师和持 不同政见者的针对性,其中一些是宗教自由倡导者或者代表有各种信仰的人士。七月,中国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对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倡导者)进行 了拉网式围捕,当时有近 300 人遭到逮捕、拘留或失踪。由于许多人士都选择代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宗教团体,例如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未登记在册的基督教教会领袖和成员以及法轮功练习 者,因此他们确实受到政府怀疑。虽然大多数人都已释放,但是目前仍有一些人士去向不明,并且还有一些人士继续遭到拘留和逮捕。在那些遭到刑事拘留或被指控 为颠覆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中,有为法轮功练习 者、基督徒和其他人士维权的著名人权律师王钰 (Wang Yu)、李和平 (Li Heping) 与张凯 (Zhang Kai)。人权律师浦志强 (Pu Zhiqiang) 等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士也在中国受到惩罚。浦志强 (Pu Zhiqiang) 通过社交网络发布了一系列批判政府政策的信息,因 “寻衅滋事”和“煽动种族仇恨”而在 12 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那 些属于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并且得到国家认可的相应“爱国宗教协会”的信徒在理论上免受政府对宗教的镇 压。但是,南乐县基督教教会的牧师张少杰 (Zhang Shaojie) 被继续监禁这一事件表明,国家认可并不保证一定受到保护。政府继续指控一些个人和宗教组织从事所谓的“邪教”活动。地下家庭教会特别容易受到此类指控;佛 教领袖吴泽衡 (Wu Zeheng) 因涉嫌参与邪教组织而在十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国共产党官方宣称是无神论者,并且在 2015 年采取措施确保党员反对宗教或信仰。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不信奉任何宗教或信仰。有近 3 亿中国人信奉某种形式的民间宗教;佛教徒超过 2.46 亿;基督徒至少有 6800 万,穆斯林教徒有近 2500 万;并且有不到 360 万人信奉印度教、犹太教或道教。

2015-2016 年宗教自由状况

维 吾尔族穆斯林教徒: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自 2014 年起开展反恐行动,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实行大规模限制。2015 年 1 月,他们扩大了反恐活动“严打”范围。除了逮捕更多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士和增派部队,据报道,保安部队还关闭了宗教学校,并且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继续严厉 打击各种形式的所谓“极端”宗教表现形式,例如男性蓄须和女性覆盖面纱。同时在新疆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威胁穆斯林企业所有者,如果他们出于宗教 信仰和传统拒绝销售烟酒产品,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和过去几年一样,政府官员禁止在斋月守斋,采取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公务员和学生封斋。据报道,迫于中国 的压力,泰国政府在 2015 年 7 月将 109 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强行遣返回中国。
中国继续否认其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的镇压政策,这 继续引起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时常出现的攻击反应。继 2015 年 11 月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中国便将其打击所谓的维吾尔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自身经历与法国面临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L) 问题相提并论。几天后,中国警方击毙了涉嫌参与 2015 年 9 月新疆煤矿袭击案的 28 名维吾尔族人,曾有 50 多人因煤矿袭击案丧生,大多是中国汉族人。习近平主席指责国际社会在看待中国境内恐怖主义方面采取双重标准,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就其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穆斯 林教徒的行动寻求支持。这种观点削弱了中国政府的强硬镇压和一些维吾尔族穆斯林 教徒的行动之间的联系:镇压导致了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遭到拘留或 死亡,以及一些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助长了怨恨和异常极端主义,政府声称正试图平息事态。

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有关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待遇的 信息交流,这超越了其自己的界限。2015 年 12 月,法国记者乌尔苏拉·高洁 (Ursula Gauthier) 因为撰文质疑中国政府在维吾尔族恐怖主义方面上的言辞而在中国遭到驱逐出境。虽然过去曾有其他外国记者遭到驱逐出境或拒签,但是高洁 (Gauthier) 是几年来第一名遭到驱逐出境的记者。同样在 12 月,中国释放了美国记者薛赫莱提·吾守尔 (Shohret Hoshur) 的兄弟雷辛·吾守尔 (Rexim Hoshur) 和肖开提·吾守尔 (Shawket Hoshur);他们在 2014 年 8 月被拘留并且被控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并未定罪。对他们的指控以及对另一位兄弟的继续关押是一种惩罚薛赫莱提 (Shohret) 报道新疆局势的手段。尽管释放两兄弟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三兄弟全都遭到拘留却反映了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非司法方式和虚假指控对批评其在新疆和其 他地区实行镇压政策的人士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打击报复。

藏族佛教徒:2015 年,中国政府对藏族佛教徒保持严密控制,严格监控和压制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活动。由政府主导的对寺院的搜查仍在继续,在西藏的中国党员干部渗透到寺院中进行 共产党的宣传。有报告表明,政府增加了对年轻佛教僧侣的教育和培训的干预。自 2009 年 2 月以来,在对上述以及其他镇压政策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 143 名藏族人士自焚身亡。佛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 (Tenzin Delek Rinpoche) 曾一直在狱中服刑,刑期长达 20 年,于 2015 年 7 月在狱中去世。支持者们坚称这位有名望的僧侣被指控为分裂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属于诬告,并且有报道称,警方曾对一群参加其追思聚会的支持者开枪。中国政府 主管部门违背丹增德勒仁波切 (Tenzin Delek Rinpoche) 家人的意愿和佛法思想,火化了他的遗体,这导致许多人对他的蹊跷死因感到怀疑。此外,政府主管部门随后还因他的妹妹和侄女要求归还其遗体而将她们拘留了近 两个星期。

过去一年,几个著名的纪念日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的 80 岁生日、中国政府对西藏自治区接管 50 周年纪念日,以及更登确吉尼玛 (Gedhun Choekyi Nyima)【也被称为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失踪 20 周年纪念日。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 在六岁时被中国政府秘密拘留,关押长达二十年以上。同样在 2015 年,中国政府指控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亵渎神明”,因为达赖喇嘛 (Dalai Lama) 表示他不会选择继任者或转世,从而有效地结束转世继位传统;中国政府还重申其选择下一个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的权利。

基督教新教徒与天主教徒:2015 年 5 月,浙江省的政府主管部门传阅了对宗教标志、符号和建筑的颜色、大小和位置的规范草案。虽然上述规范适用于所有宗教标志,但是在基督徒高度集中的浙江省, 此举与省政府官员近年来强行拆除省内教堂十字架的系统化工作如出一辙。在冠冕堂皇的“三改一拆”行动中,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以违章建筑为由,将礼拜场所(尤 其是教堂)视为非法建筑。据估计,移除的十字架和强拆的教堂总数至少达 1500 个,并且有许多人因反对这些行动而被捕。2015 年该行动愈演愈烈,即使是政府批准的教堂和政府管辖的天主教爱国会和新教基督教协会也公开表示震惊,其中由浙江省温州市政府任命的主教写了一封公开信并且 由几位牧师共同签署。

尽管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在这一年中释放了几位教友和牧师,但是他们继续传唤、询问、拘留,甚至逮捕未登记在册的家庭教 会(例如贵州省活石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2015 年 1 月,当地官员将被监禁的师恩祥 (Shi Enxiang) 主教【圣名葛斯莫 (Cosmas)】去世的消息通知了其家人。这位地下主教在报告死亡之时,不算之前的监禁和苦役,他已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长达 14 年,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指控。3 月,法院因牧师黄益梓 (Huang Yizi) 试图保护浙江省救恩堂的十字架免遭拆除,而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另 外,如上所述,人权律师经常因协助宗教信徒而成为打击目标。例如,2015 年 8 月, 在与美国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戴维·萨珀斯坦 (David Saperstein) 会晤之前, 人权律师张凯 (Zhang Kai) 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扣押。张先生因在其工作中代理浙江省强拆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案件以及早先作为黄牧师的代理律师而为众人所知。在未受指控而被关押六个月后 ——可能是在一个因使用酷刑而臭名昭著的中国“黑监狱”中——张凯 于 2016 年 2 月遭到刑事拘留。

梵蒂冈和中国继续进行正式对 话,其中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在 2015 年 10 月访问中国。据报道,在这一年中,梵蒂冈建议在选择和批准中国的主教方面采取折衷方案,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同意。虽然一些积极进展透露出——吴钦敬 (Wu Qin-jing) 主教就职、张银林 主教 (Zhang Yinlin) 祝圣,以及梵蒂冈批准唐远阁 (Tang Yuange) 为候任主教——但是中国仍然坚称其独立于教廷,有权任命主教。

法轮功:2015 年,据报道,数千名法轮功练习者被逮捕并送往洗脑中心或其他拘留所。洗脑中心是一种法外拘留场所,以实施酷刑而为人所知。根据中国卫生部官员的声明, 已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摘取囚犯器官这一长期做法。但是,许多人权倡导者却认为该做法仍继续存在。被监禁的法轮功练习者尤其是器官摘除的受害对象。李昌 (Li Chang) 是一名因参与法轮功和平示威游行而被判入狱的前政府官员,在报告期末仍同无数法轮功练习者一起处于监禁之中。在王志文 (Wang Zhiwen) 的 15 年徒刑期间,中国政府继续拒绝为其签发护照,并且限制其自由旅行接受适当的医疗护理。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拒绝为人权倡导者和法轮功练习者林耶凡 (Anastasia Lin) 签发签证,并且禁止她进入中国大陆。作为 2015 年加拿大世界小姐候选人,林小姐原定参加 2015 年 12 月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小姐大赛。

对脱北者强行遣送回国: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2015 年对中国的记录审议过程中,建议中国政府停止其强行遣返朝鲜难民的做法。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它已收到了 “100 多份来自朝鲜人的证词……表明有人员被强行遣返……系统性地遭受酷刑和虐待。”这违反了中国在 1951 年《联合国难民公约》(1951 UN Convention on Refugees) 以及 1969 年《议定书》(1969 Protocol) 中规定的应履行义务。中国宣称擅自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是经济移民,但是并没有评估每一个人的情况以判定他们是否符合难民资格。例如,2015 年 10 月,在越南发现了沿着中国东北边境逃亡的九名朝鲜难民(包括一名一岁婴儿)并且移交给了中国警方。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及其他人士呼吁中国和越南透露他们的 行踪。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任何信息,人权组织担心他们已经返回朝鲜。

美国政策

2016 年 1 月 6 日,朝鲜报道其已经引爆了氢弹。虽然该声明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信的,但是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中国)迅速作出了回应。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Wang Yi) 在北京讨论了此事,同时双方同意作出必要的回应,但是他们在应该采取的制裁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双方还讨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截止到二月,美国 国会已针对与朝鲜开展某类业务的人士,推进立法实行强制性制裁和自由裁量的制裁。由于该国的核试验和宣布发射卫星的计划都违反了安理会决 议,因此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

2015 年,美国和中国进行了多次双边对话,其中包括六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 以及八月重新开始的人权对话 (HRD),这两次对话都在华盛顿特区进行。在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 中,两国就气候变化、保护海洋、全球卫生、反恐合作,以及关系双方利益的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在人权对话 (HRD) 中,美国代表团团长为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 (Tom Malinowski),讨论了几个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基督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和藏族佛教徒的待遇问题。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自 2013 年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人权组织广泛谴责习近平主席的高调访问。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例如美国对于强行关闭教堂的担忧、少数民族的待遇,以及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认同的重要 性。

在这一年中,美国在公开与私下场合都向中国提出了一些人权问题,其中包括个别案例。例如,对女性活动家和人权捍卫者的拘留以及被泰国 强行遣返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教徒,美国国务院表达了担忧和/或谴责。美国国务院还对丹增德勒仁波切 (Tenzin Delek Rinpoche) 在狱中去世深表悲痛。2015 年 8 月,负责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戴维·萨珀斯坦 (David Saperstein) 随同其他政府官员访问中国。在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萨珀斯坦 (Saperstein) 大使提到了人权律师张凯 (Zhang Kai),他在与大使会晤前一天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拘留了。

建议

中国在宗教自由以及相关人权方面的做法不 符合国际标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并力图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越来越无视这些标准。为了加大对华的工作力度,上述领 导层必须在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和相关的人权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美国政府应该始终将人权信息交流(特别是宗教自由信息交流)全面融入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除 了建议将中国继续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

 继续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以及其他高层双边会议上同中方首脑提出美方对宗教自由问题的一贯担忧,劝告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避免将和平的宗教行为视为恐怖主义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 迫切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拘留、判刑或因出于自身信仰参与和平运动而被软禁于家中的政治犯,并继续提出个别服刑人员案例;

 在与中国的人权外交中采用“政府统筹兼顾”办法,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制定一项可在美国所有政府机构和实体中实施的人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制定有针对性的谈话要点和服刑人员名单,同时为所有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提供支持;

 提高工作人员对于美国人权外交和法治的重视,包括通过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的美国领事馆促进宗教自由,包括通过收集施行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特定官员和国家机构的名单;

 在《国际宗教自由法》(IRFA) 允许的范围内,为了更直接地传达美国对于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担忧,针对犯有侵犯宗教自由罪行的特定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其他惩罚措施;

 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依据 1951 年《难民地位公约》(1951 Refugee Convention)、《难民地位议定书》(Protocol) 和/或《禁止酷刑公约》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履行其国际义务,保护寻求庇护的朝鲜越境者,包括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HCR) 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协助难民和结束遣返;以及

 鼓励广播理事会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使用专项拨款,通过支持开发和普及新技术以及反审查计划推进互联网自由,并且保护中国的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