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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State, and Citizen讀後感

xuezhe這是最近讀到的一本有關政教關係以及基督徒參與政治的書。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闡述一種單一的政教觀,而是從不同的基督教傳統—如路德宗,改革宗,天主教,重洗派,泛福音派等—探討各個傳統的政教觀念。這本書由八位不同的作者寫成,編者一開始便說明(disclaimer)這些學者他們不是神學家(theologians),而是政治學學者(political scientists),在不同的基督教傳統中成長,他們以政治學者的角度探討他們各自傳統的政教觀及基督徒如何參與政治(或不參與)。

 

雖然如此編者如此聲明,免得人們對這些作者的神學功底期望過高,但是單從寫改革宗政教觀的作者James Skillen博士(我將他的姓名中譯作『史齊倫』)的那一章來看,可以看出當中至少某些作者的神學功力其實不低。確實,史齊倫博士本身是有過神學裝備的。他在1969年從費城西敏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學位,之後負笈著名的荷蘭自由大學研究Dooyeweerd ,之後又回到美國並在1974年獲得杜克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史齊倫博士本身長年是Center for Public Justice這個基督教公共政策機構的會長,也曾經是幾所基督教大學的教授,包括加爾文學院跟多特學院。

 

讀過史齊倫博士的一些著作,我猜測他應該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新加爾文主義者(非凱旋主義者),他的政治神學是訴諸聖經,以聖經原則為根基的;他的著作中明顯運用了凱波爾的『範疇主權』(Sphere Sovereignty)的政教觀念(雖然類似的觀念在其他更早的改革宗加爾文主義者的著作中已經出現),並提出一種溫和的,與世俗版本根源與性質不同的『多元主義』(pluralism,雖然在他的著作中未必有直接有這個詞)。雖然他的政策性的政治神學著作大多是以美國政治跟歷史處境做出發點來討論(他對美國教會史宗教史的了解跟詮釋連知名美國教會史學者Mark Noll也予以褒評),但許多的建議或許也很適用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處境,對於希望日後在中國構建更為公義社會的華人基督徒知識份子,特別是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史齊倫博士的著作應該是必讀之作。很可惜的是,他的著作尚未被翻譯成中文,而且翻譯他的著作也有一定難度。

 

但史齊倫博士不是一般象牙塔式學究型的學者,他不只研究跟探討抽象的政治哲學跟政治神學的觀念而已,他的著作中也實際地探討跟提出許多背後有改革宗信仰之底蘊,實際的政策性意見,例如如何改革美國聯邦層面的選舉制,以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justice)的政策等等。這樣實踐型,但又有紮實神學跟政治學功底的學者,在華人基督教界,乃至整個普世改革宗世界恐怕都是很少見的。對我而言,他稱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是我的榜樣,難以望其項背,我一生若能學得幾成,便很知足了。

 

另外,從這本書我也體會,我們華人世界或許還太少這種類似的書籍。各個學科的華人學者一般缺少神學裝備,無法有深度地融合基督教信仰跟他們的專長。而早年留學海外的華人,有些在成為基督徒跟全職傳道人後,又完全放棄了他們的過去所學(也或許多少是因為過去的所學只是為了找工作吃飯的工具而已)。如果各學科的華人基督徒學者加深他們的神學,華人神學學者也涉獵一些學科(特別是他們以往就已經熟悉的學科),然後彼此再有機會跟平台有所交流,捨棄華人世界中的那種彼此看不起,自恃甚高的戾氣,為主的榮耀一起合作,這或許應該會是件好事。


文化相對主義 (Cultural Relativism) VS. 文化普遍主義 (Cultural Universalism)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放在世界背景下考察,都有它的特殊性,在這一意義上,最重要的不是用文化相對主義 (Cultural Relativism) 的態度孤立地看待某一種文化的特殊性存在,而是觀察其文化對世界文明與人類幸福到底能夠做出什麼貢獻。如果一種文化模式在本土文化的範圍中是適應的、滿足的,但對人類文明或世界秩序不僅沒有什麼貢獻,卻常常帶來恐怖和危險的話,那麼,這種文化的特殊性便沒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就像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一樣,這些曾經作為一種歷史文明象徵的腐朽文化,儘管有其存在的土壤,畢竟是人類最終拋棄的異質性的東西。

文化普遍主義(cultural universalism) 的實質是來自人類平等的觀念,像某些基本價值是適用於全人類的,如人權,就超越了種族和文化的界限,它比空泛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民族權利的概念更深刻,也更實際。如果承認基本人權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產物,那它就絕不應該只是西方文明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文化相對主義雖然以尊重不同文化為原則,但又把不同民族維護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方式視為天經地義的,原因是文化相對主義絕不承認文化具有價值的普遍性,而只有特殊性,這樣,那些超越了世界文明標準的個別族群的文化異質性,便有了存在下去的依據。如果將這種文化異質性的特點推於極端的話,便會形成一種文化的優越感;而從這種特殊的文化優越感出發,便會演繹為一種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

-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


Is the Reformation Over 《宗教改革結束了嗎》書評

reformation-over“Is the Reformation Over?” 《宗教改革結束了嗎》是我今年讀完的第一本書。作者之一Mark Noll是著名的美國基督教史學者,他自己本身也是改革宗福音派基督徒。我十年多前在神學院時,就已經拜讀過他所著的 “America’s God”一書,是西敏的當代基督教史一課的指定閱讀教材。他另著有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美國與加拿大基督教史》一書,(長達五百多頁,也在我的待讀書單之上),和其他著作。

“Is the Reformation Over?”主要探討的是自近代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我會對這個課題感興趣主要是因為身邊的天主教背景的朋友而起,加上今年又是宗教改革500年紀念,使得探討這個議題更有意思。對我們大部份福音派(包括改革宗信仰的在內)的基督徒來說,我們對天主教會的印象基本停留在500年前。但是我們或許對近幾十年來天主教會與福音派新教內部的改變與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對話沒有太多了解。

該書對福音派基督徒最為關注的神學議題,即因信稱義,有諸多討論,天主教會對因信稱義該議題在字面上如今沒有太大異議,甚至與不同新教團體發表書面聲明確認該教義的重要性。這使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對天主教好感大增。但基督徒對天主教會的其他教義(書中也有作討論),如聖母與聖徒崇拜,煉獄說,七項聖禮等教義仍然保持懷疑態度(這些教義跟因信稱義也有關係)。書中也從天主教角度來看新教,讓我對天主教會對新教與福音派的立場有所了解。

該書也對兩者之間的互動有諸多介紹,從天主教官方與各大抗羅新教宗派官方的對話,到雙方學者非官方的對話磋商也多有介紹。使我看到天主教會與抗羅宗的關係已不再是持續了四五百年的敵視。雖然雙方仍然有許多的不同,但是在各個方面雙方已開始有所合作,包括在公共政治領域,福音派與天主教基於保守的政治立場,可以在各大社會與道德議題上(如反墮胎)可以進行攜手合作。

我個人也很感興趣的是,天主教徒也思考自然法以及政教關係方面的議題,對於在探討『兩個國度Two Kingdom』跟 新加爾文主義 等公共神學議題的改革宗人士,天主教在類似方面的探索比我們要更為久遠,可作為參考與借鑒。

就美國宗教史方面,書中也稍微談到『自由』在不同時期的意義。例如,在美國歷史早期,是以反天主教及維持基督新教信仰作為保護『非宗派性的宗教自由』(non-sectarian liberty)的基礎(特別是作者所舉的例子,在公校中讀聖經的一事上,天主教的聖經被禁止,而被視為『非宗派性』的KJV英皇欽定版聖經在公校中被推廣使用),因天主教在美國早期被視為是反對民主自由的。而在當下,雖然天主教對民主自由已經逐漸接受,但隨著美國社會與政治的逐漸政治自由化與世俗化,美國公校已經大致禁止誦讀任何聖經。

全書以『神學新聞傳記』(Theological Journalism)的方式寫成,在探討天主教與抗羅新教各宗派的互動,對話,不同,以及合作等主要課題之後,也在各章結尾做總結與反思。總體而言,我對該書非常推薦。讀完之後,我對當代的天主教會的各個方面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這也實際地幫助我來學習如何來看待以及跟我身邊的天主教徒朋友相處。讀完之後,我知道我不會成為天主教徒,我是堅定的改革宗長老教會基督徒,我對我的信仰有更深的委身。但這並不阻止我對天主教的欣賞(包括我們雙方在上帝論與基督論上持相同歷史信仰,以及對古代重要信經的共同認同),也不阻止我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坦承善意地提出異議。

讀完此書之後,我接下來有機會的話會閱讀有關東方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的書,以更了解基督教傳統中的另一大支。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Antedating the Reformation teaching in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Aquinas argued that Christians are “obliged to obey authority that comes from God but not that which is not from God…. Whoever seizes power by violence does not become a true ruler and lord, and therefore it is permissible when the possibility exists for someone to reject that rulership….”
 
早於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紀的神學大家托馬斯 阿奎那在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對抗暴君)中說道,基督徒”有義務順從來自上帝的權柄,但沒有義務順服不是來自上帝的權柄…無論是誰,使用暴力獲得權力者都不是真正的統治者;因此,若有人抗拒這樣的權柄,這也是允許的。

論清教徒

改革宗的圈子在談到清教徒時,通常我們會談論到作為加爾文主義者的清教徒對上帝的敬虔,但是我們極少談到清教徒的政治史以及他們信仰的公共性。這在美國白人或華人改革宗教會中都是如此。華人教會因有將信仰私人化(privatize),屬靈化,甚至神秘化的傾向更是如此。

難道,清教徒的政治史及他們信仰的公共性不值一談麼?使得我們將清教徒如此做了切割,將他們一切為二,高舉了他們的敬虔並將這敬虔私人化;同時又摒棄了他 們信仰敬虔的政治層面公共層面。無怪乎,華人教會中竟也有些朋友將清教徒誤認為是賓州的阿米緒人,即那些與清教徒傳統及神學思想完全相反,毫無干係的離世 主義者。清教徒從來不是避世主義者!

如此切割後的清教徒,似已面目全非。我們有如盲人摸象般,摸到大象的身體一個部位,即大聲喊叫說,『這是大象,這是大象!』。


阿奎那: 革命權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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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政治思想主要來自亞里士多德,同時也混合了基督教基本主張。聖托馬斯 阿奎那同意,國家是一種自然制度,因為人類必須要生活在一起…共同生活就必須有政府。阿奎那…強調法治。人不是完美的,需要有權威來約束他…權威是必要的,但是暴政應該受到民眾意志的遏制;政府應該謀求普遍利益,否則它就喪失了合法性,而且人們可以反抗它,甚至在某些條件下有義務反抗它。…若把革命權利說成是後來的清教徒和洛克提出的,這顯然是錯誤的。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西方現代思想史 67-8 (Roland Strom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