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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蕪中的綠洲

此次出差,也經過了澳門。如果說韓國首爾最顯而易見的是教堂林立,十架遍布的話;那澳門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四處賭場林立。在澳門開車四處開一圈,最醒目的建築除了賭場,還是賭場。此城賭博業異常興盛,是當地的龍頭產業。據說澳門的賭博業收入是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數倍之多。賭博業是澳門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佔澳門政府總稅收的82%之多,許多當地居民也在各大賭場上班。這單一產業化的情況,也迫使許多優秀的澳門年輕人出走到境外求學,尋求不同的發展。與其他賭博業興盛的地區一樣,賭博業也帶來色情業的興盛。據說,賣淫在澳門並不違法。老實說,就澳門的整體屬靈環境跟感觀而言,確實不佳。澳門政府比起香港,更加地不具政治獨立性,澳門政治也較為向中央政府靠攏。澳門的公民社會也不及香港發達,對澳門政府的反抗也不及香港那麼強烈有力。年輕一輩的世俗公民社會團體,政治上偏向歐美自由主義的左派,強調的價值與歐美左派無異,包括特別強調所謂的同志變性平權這樣的社會左派價值。基本上,香港與澳門,政治價值觀總體偏向左派自由主義,不像韓國還有像執政黨新國家黨(又譯新世界黨)那樣右派保守派的自由主義政黨。這或許跟韓國的基督徒人口之眾有關吧。

此次有機會也分別拜訪了兩個天主教的非營利救助援助機構。兩個機構的負責人,一位是當地澳門人(其機構就在一座天主教修院神學院旁邊),另一位則是來自美國的天主教修女。與他們的交談當中,他們都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他們機構的大門是永遠為人打開的。不少人走頭無路就來到他們的機構尋求幫助,他們毫無保留收留這些來自各式各樣魚龍混雜背景的人士,被拐賣至此的,在此賣淫的,被家暴的配偶及子女等等;給他們地方住,給他們飯食,提供他們就業訓練幫助他們找工作。那位天主教修女,看上去已經70多歲,她操流利的普通話跟廣東話,已經在香港跟澳門服侍了幾十年之久,把一生獻給了華人。修女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們,一個接一個的故事,不計其煩地幫助一個又一個失足的少女,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她們不斷地回到她的救助中心,不斷泥足深陷的循環。

這些有心之士,在澳門這個屬靈荒蕪之地,有若片片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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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幾點觀察

在台灣的一個月,對台灣社會的幾個觀察是:
 
1. 台灣是多神社會,民間宗教盛行,偶像崇拜氾濫。甚至於說,連台灣的基督教也有被民間宗教化的感覺,是眾多宗教之一,好像信耶穌跟拜媽祖跟菩薩沒啥太大不同。身處台灣的感覺就有點像使徒保羅兩千年前在雅典那樣,當時雅典人宗教性很強,拜各樣鬼神,還怕自己漏拜哪個神免得得罪他,甚至立了一座壇,拜一『未識之神』。保羅藉此跟雅典人傳福音,告訴他們這未識之神乃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之唯一真神上帝,是天地之主,不住人手所造之殿,並告訴雅典人不要拜人手雕刻的以金銀石頭製成的偶像(使徒行傳17章)。
 
2. 無論信啥宗教拜哪個神(或是不信神),台灣人在人倫關係上骨子裡基本還是很儒家的。
 
3. 台灣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民主有餘,似乎法治精神不足。有如一位台灣律師所言,台灣人比較嚮往包青天式的justice,而非訴諸法律程序的justice(我想某種程度上這在中國大陸一樣適用)。

『稱義』不是救贖:『稱義』只是救贖的一部份

『唯獨因信而被稱義』是抗議宗(基督教新教)的一大重要教義。馬丁路德稱它是『教會站立或跌倒的教義』(doctrine by which the church stands or falls譯按:若教會堅守這教義真理教會便得堅立,教會若離棄這教義真理便會跌倒)。『因信稱義』的真理是指上帝將基督『主動與被動』的順服歸算給我們,將基督賺得的義歸算給我們;在此基礎上,上帝宣告我們為『義人』。我們被上帝稱義不是靠我們的好行為賺來的。這教義是我們在上帝裡盼望的基礎。

但是,在我做牧者多年的經驗中,我常常聽到人們錯誤地將『稱義』與『救贖』劃上等號。這或許是因為『稱義』的教義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或許『稱義』的教義是唯一使他們有平安的教導,亦或許『稱義』是個備受攻擊的教義。無論如何,將『稱義』與『救贖』劃等號是錯誤的。

『稱義』只是救贖真理的一部份。上帝救贖的過程,始於永恆,在創世之先,終於聖徒得榮且永遠與上帝同在。大部份神學生在他們初接受神學裝備的時候便學到『救恩次序』(Ordo Salutis)這個神學名詞。『救恩次序』就暗示了救恩並不止於『稱義』。上帝救贖祂百姓的工作是有次序的(因此就是個過程)。這個救恩次序不但包括了『因信稱義』,也報告了『揀選』,『呼召』,『重生』,『納認為兒女』,『成聖』與『得榮』等上帝的工作。

『稱義』是上帝一次性的工作,它不是一個過程。但救贖卻是一個過程,它包括了過去,現在,與將來。救贖是基督徒一生會經歷的過程,保羅便是如此以過程討論救贖的概念。在以弗所書2章8節他說『你們得救了』(have been saved);在哥林多後書2章15節他說『正在被救贖』(are being saved);在羅馬書5章9節他說『將被救贖』(shall be saved)。是的,救贖是上帝在信徒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且是經歷一段的時間而完成的。

了解『稱義』與『救贖』之間的根本區別,對每位信徒而言都應該是基本的。但是,對這二者的混淆已經對現代教會產生了有害的影響。因為對這二者的混淆,救贖常常定義成是 上帝『一次性』的作為;它傾向於貶低淡化信徒成聖的掙扎跟必要性….它傾向於將救贖的團體教會性質轉移到個人主義 (shift salvation from the corporate church to individualism);它也傾向於將建造上帝國度的這個焦點轉移到單單靈魂[得救]的層面而已。

請別誤會我的意思。『稱義』是救贖真理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它是上帝賜給罪人平安的首要工作。稱義的基礎是上帝客觀的工作,而非基於基督徒任何的主觀經歷。稱義是基督徒生命中『一次性』發生的事件。稱義就好像國王戒指上的寶石[那般珍貴]。但是,稱義不是救贖。救贖是根植於稱義的一個過程,但是救贖絕不至於稱義而已。救贖是上帝的工作,祂為祂自己而恢復更新這個罪惡的世界。救贖從個人開始,進而得著家庭,乃至國家。救贖是上帝的工作,要將這世間一切的心意奪回,使其順服耶穌基督的主權之下。

『稱義』是一個充滿榮耀的教義,但它不是救贖。不要將這二者混淆了。

作者;萊利 保爾(Larry Ball)是美國長老會一位已經榮退的教導長老,他也是一位有執照的會計師。他住在田納西州的金斯堡市。

英文原文刊載於此


信仰之火如何點燃韓國民主

原文刊載於此于此

前言:

在金大中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崔圭夏、全斗煥、盧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總統在主席台就座,其中全斗煥、盧泰愚當年欲置他於死地。金大中的信仰使他努力去實踐“愛你的仇敵”,並由此改變韓國社會的“恨”文化。

2013年2月25日,韓國新當選的總統朴槿惠將在首爾汝夷島國會議事堂前院宣誓就職,成為第18任韓國總統。同時她也將成為東北亞地區的第一位女性國家元首。

對於這位新總統,人們充滿好奇。但關注的焦點多數集中在她是韓國前總統朴正熙的長女、22歲時母親遭刺殺、27歲時父親遇刺身亡的獨特身世。很少人以此為鏡,窺見信仰在韓國對政治人物的影響。

儘管朴槿惠本人曾跟隨母親信奉佛教,後來又接受天主教的洗禮,競選期間曾仿效耶穌的僕人式領導,為選民洗腳,但目前其信仰狀況仍存在爭議。但正如她的父親對基督教一直保持好感,並不拒絕接受基督教的影響,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個國家過去一百年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韓國歷史上許多的政治家都公開亮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信仰整合國家

就在去年總統大選之前,在韓國國家祈禱早餐會和公共政策協議會(由專門研究公共政策的一群基督徒成立)的要求下,兩名非基督徒總統候選人簽署了一個“十項公約” ,許諾一旦他們當選後必須持守,內容包括:國家考試不能選在星期日舉行、不能通過同性戀婚姻法案、設立基督教現代研究所、人們可以按照自己宗教來選擇基督教學校就讀等。朴槿惠簽署了公約,並莊嚴承諾。

在此之前,韓國汝夷島純福音教會為兩位非基督徒總統候選人舉行的韓國國家祈禱早餐透過電視媒體傳播到海內外,有超過200萬人觀看。信仰之於韓國政治的影響可見一斑。

位於朝鮮半島的這個人口約為5000萬的國家(略少於中國浙江省2010年人口),從歷史上來說,作為東亞文化圈的一分子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然而自近代以來,以1919年的韓國獨立運動為標誌,特別是在1948年韓朝分治之後,基督教(包括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逐漸成為韓國三分之一國民的信仰,這在東亞各國和地區是獨一無二的。而同時,韓國的政治形態走上了一條不同於中國的道路。

可以說,韓國基督教發展的過程與韓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民主化進程相輔相成,有著密切關係。有學者認為,基督教文化為現代韓國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確立注入了源頭活水。

與韓國的傳統信仰相比,基督教為反對政治壓迫提供了一種更加可靠的信念和製度基礎,它促進了平等的觀念和對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更高權威的尊重。而在戰後,基督教繼續成為韓國民主化的重要精神資源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正如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所宣稱的:“基督教精神成了韓國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民主人士的搖籃

歷史上,韓國社會的主要信仰一直以佛教和儒家思想為主,其他信仰所佔比例很低。然而這一情形自19世紀末起有所轉變。基督教信仰在過去一百年間在韓國社會各階層都有著快速增長,現今已成為韓國社會中比例最高的信仰,約有30%的韓國人是基督徒。

最早進入韓國的天主教信仰是由一批韓國的儒家學者於1784年從中國北京帶回的,而新教則是在一個世紀後由兩位美國傳教士傳入。基督教建立起韓國最早的一 批現代教育機構,使一大批平民有機會接觸到基督教信仰。這些學生中走出了許多之後在韓國獨立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可以說基督教成為相當一部分韓國民主人士的 搖籃。

早期的著名韓國獨立運動人士中,曾受基督信仰影響的包括1909年在中國哈爾濱刺殺了前日本首相、日本吞併朝鮮後首任總監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安重根 1897年由一位法國天主教神父施洗成為信徒。透過天主教信仰,安重根接觸到西方文明,而這一信仰對他之後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另一位著名的獨立運動家、基督徒教育家尹致昊,當年他所寫下的一組讚美詩中的一首,後來成為韓國國歌《愛國歌》的歌詞。

而1919年的韓國獨立運動,又稱三一運動,可以說是現代韓國民主與獨立史的里程碑。是年三月一日,在漢城(今首爾)市中心的塔洞公園中,33位韓國獨立運動參與者簽署發表了對韓國社會影響深遠的“獨立宣言”,以支持當時學生為主體的民族獨立鬥爭。這33名獨立運動者由來自不同信仰的人士組成,其中基督徒 就有15人。而在當時,基督徒在韓國社會中還只占到很少的比例。

韓國的獨立運動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亦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學生受其啟發與鼓舞,不久之後便爆發了中國近代史上影響重大的“五四運動”。

韓國獨立運動在遭到日本殖民當局鎮壓後,不少韓國獨立人士流亡至中國上海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之後長達近30年的韓國獨立鬥爭期間,至少有兩位曾擔任過臨時政府領袖的“國父級”政治家,李承晚和金九,都有基督信仰。

李承晚,這位當年上海臨時政府的首位臨時總統,亦是二戰後韓國的首任總統。早年在私塾學習漢字並熟讀儒家經典的他,在美國衛理公會在漢城創辦的教會學校中學會了英語、並接受了基督信仰。

1904年,李承晚赴美留學,先後在喬治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獲得博士頭銜的韓國人。 1912年李承晚學成歸國後,積極鼓吹獨立思想,被日本殖民當局驅逐出境後僑居在美國夏威夷,其經歷與中國國父孫中山頗為相似。

在1910年到1945年的30多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強行推行“去韓語化”政策。當時只有教會學校堅持使用韓語。許多基督徒因堅持信仰,拒絕參與當時 強制推行的敬拜天皇的儀式而入獄,這些行為使民眾普遍將基督教與愛國主義精神相聯繫,這也促使了基督教被更多韓國民眾所接受。

化解“恨”文化

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北方的平壤一直是當時的基督教中心,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絕大部分信徒都逃亡到朝鮮半島的南部,即今天的韓國。

戰爭期間,韓國教會迎來了更快的增長。當時韓國社會大量的貧苦百姓湧入教會,他們缺少食物、住處,心靈窮苦窘迫,教會接納了他們。人們因為一無所有,所以只有努力禱告、依靠上帝,韓國的教會因此大大興旺。

1961年,陸軍少將朴正熙政變奪權,開始了近20年的獨裁統治。軍人出身的朴正熙是一個無神論者。在韓國,他亦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政治家。一方面,他因鐵 腕獨裁者的作為備受民主人士憎惡。另一方面,他執政期間,一手締造了漢江奇蹟,使韓國經濟得到極大發展。眾多韓國世界知名的大企業,如三星、LG,現代等 都是那時候在政府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

在朴正熙及其之後的全斗煥與盧泰愚的軍人政府統治的60-80年代,卻是韓國基督徒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朴正熙本人雖沒有信仰,但是對基督教持歡迎的態 度。而基督教進取的精神也得到了戰後百廢待興的韓國社會大眾普遍的認可。正是在他任內,由基督徒的國會議員推動興起了國家早餐祈禱會。雖在其早期有被政客 利用討好宗教人士之嫌,但無論如何,基督教信仰在當時韓國社會的影響已不容忽視。

朴正熙被暗殺後,在全斗煥與盧泰愚執政時期,被迫害最深的兩個民主政治家金泳三和金大中,日後卻成為了韓國民主政府的兩位總統。這不可不說是一個“神蹟”。

金泳三是韓國長老教會的一名信徒,曾擔任過教會長老。他早年與金大中一起,因領導民主運動而被政敵長期迫害。 1992年當選總統後在其任內嚴打貪腐,先後 拘捕了全斗煥與盧泰愚兩位前總統。然而另一方面,因為其經濟政策上的失敗,沒有能帶領韓國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而遭致毀譽參半的評價。

金泳三之後的金大中總統,一生更是異常坎坷,歷經苦難。在其以74歲高齡當選韓國總統前,曾遭政敵的長期迫害,包括流亡、綁架、軟禁甚至判死刑。

金大中的一生,有著許多被信仰所影響的烙印。 1980年發生光州事件後,金大中被最高法院以“內亂陰謀罪”判處死刑。金大中當時在法庭上的一席演講至今令人難忘——

“前天當我聽到要判我死刑的時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靜,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時還香。我是一個基督徒,已經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給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願意,就會通過陪審團來處死我,否則就會通過陪審團來拯救我的生命。

我確信即使我死了,民主也會在國民的手中成長。我希望民主能在沒有混亂的情況下盡快到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次重新被拘留後我讀了《聖經》,使我離上帝的距離更近了,我認為這也是上帝的恩賜,我饒恕和理解把我弄到這種境地的人們。

另外,我還想對在座的被告們提一點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們也不要再進行這種政治報復,這就是我想留下的遺言。我認為,民主必將在80年代得到實現。我相 信這一點。屆時,為了我這個先走一步的人,也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們能夠做到,在這塊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報復的悲劇,這是我最後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義留下的最後遺言。 ”

上帝沒有讓金大中在那一年死掉。 28年之後,當金大中令人難以置信地成為韓國總統後,他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所說的話。掌握權力之後,金大中沒有對政敵 進行報復,在成為總統第4天就特赦了當年欲置其於死地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他說:兩位前總統當年畢竟對韓國的經濟起飛有過重大貢獻,而且在產業界有廣 泛而深厚的聯繫,讓他們獲得自由有助於整合國家集中力量挽救經濟。

在金大中總統就職典禮上,崔圭夏、全斗煥、盧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總統在主席台上就座。這種“愛你的仇人”的博大胸懷感動了韓國和世界。

可以說,金大中的信仰深刻影響了他的執政,並改善了韓國社會的“恨”文化。也正是在愛的精神的引導下,金大中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開啟了南北和解的大門,並因此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韓國人。

“敬天愛人”是金大中獲諾貝爾和平獎的語錄,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銘。在諾獎的演說詞中,金大中坦陳“這種力量來源於我深深的個人信仰”。金大中的太太李姬鎬 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新教徒,曾在金大中被捕到判處死刑再到最後被迫流亡的兩年半里,每天給丈夫寫信,前後總計六百餘封。數年之後,李姬鎬將這些書信結集出 版,定名為《黎明前的祈禱》。

割裂的政教二元論

金大中的續任盧武鉉,沒有明確的信仰,在執政五年後傳出自殺醜聞,令人扼腕。盧武鉉的後任,就是馬上就要在2月24日卸下總統之職的基督徒總統李明博。

對於李明博執政五年的評價,韓國社會褒貶不一。有評論認為,李明博任人唯親,不善於傾聽和溝通,過於固執,許多政策不得人心,其親屬的貪腐醜聞更使民眾對 其失望。甚至許多基督徒也不喜歡他。一位到訪過李明博所在教會的美國博士,向記者轉述了該教會一位牧師的說法,他認為李明博本人“信仰狀況並不好,但他的 妻子是很好的基督徒”。

無論是金泳三、金大中還是李明博,他們的身上都可以看出那一代基督徒所受的基督教保守主義(基要主義)思想影響的深深痕跡。一個最明顯的反映即是許多基督徒政治家持有錯誤的“政教分離”二元論思想。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基督徒將自己的個人信仰和工作生活完全分開,認為自己的信仰和工作沒有關聯。然而真正的政教分離之含義,並非如此。其實基於聖經的政教分離是指將政治制度與教會制度體系各自獨立開來,互不干涉。

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的朴東赫博士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恰恰正是要按照聖經的話語,建立起全備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並按照此去生活和工作。

在樸博士看來,老一代的韓國基督徒普遍有著這樣的“二元論信仰與生活”的認識誤區,以至於在各行各業,讓非基督徒覺得基督徒與他們並沒有什麼兩樣。

而這一點,正是目前韓國基督教會所積極反思與改變的。 “在以前,對於一個信仰出色的信徒的標準就是信主後去好好讀神學,然後去教會服事神。然而現在越來越多基督徒認識到,應該在各行各業、在各自的職場上努力工作,做出好的見證。”

信仰不僅僅是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讀聖經,而是明白自己的信仰和工作、生活有什麼樣的關係。對於一個基督徒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明白在聖經中所說的政治是為 了什麼目的,上帝為什麼給他這樣的權力。當他明白並願意每天順服,善用權力來服事國家,這樣的基督徒當總統才是國家和人民之福,反之,則可能帶來更壞的結 果。

在樸博士看來,每一個基督徒都在兩個身份上發揮作用。一是讓人與神和睦,基督徒應該努力使社會各個階層和睦,緩解衝突。二是反對腐敗,主張社會公平公義。如果一個總統明白上帝為什麼讓他成為總統,並按照這樣的價值觀去行為,那麼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一定是正面的。

“其實總統是基督徒或者佛教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正愛人民而不是作秀。而對於一個基督徒,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他是否按照聖經建立起正確全備的世界觀, 並照此去做對的事情,在世人面前成為美好的見證。”樸博士說。 “當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基督徒興起時,我相信將促進國家和社會迎來真正的改變。”


『基督教神學 中國化/本土化』並非新宗教政策

最近各大中英文媒體都以一種恐慌似的口吻,報導中國政府將要開展新宗教政策的消息。這些報導的起因是由於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最 近在上海基督教兩會上的講話。在該會議上,王作安提到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既要立足《圣经》的基本信仰,又要适应中国国情,融合中国文 化』。一時間,媒體的報導也引起了中國與海外基督徒及教會的恐慌,以為中共政府即將要開展一輪新的宗教政策,妄圖在中國改變基督教信仰的內容。

這種恐慌是 可以理解的。最近在中國大陸,對教會的逼迫四起。例如,浙江政府在其省境內大肆拆改教堂,強拆教堂十字架,被影響的既有家庭教會,也有傳統上受保護的三自 教會。這些拆改事件,甚至引起三自系統內的一些教牧人員辭職。在河南省南樂縣,當地官方三自教會的牧師張少傑因為為弱勢團體打抱不平而引起跟當地縣政府的 土地糾紛。張最後被逮捕,拘禁,審判,最近則被判刑坐牢12年。此外,目前在全國範圍內,中國政府正在開展『打擊邪教』的運動,隨之而來的是以『打擊邪 教』為名,針對正統信仰的家庭教會的逼迫。

這些來自執政掌權者的壓迫而導致人心惶惶,使得媒體及教會面對政府的政策講話也異常的敏感。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下,當王作安的講話一出,馬上就被媒體跟教會解讀成是一場全新的,針對基督教信仰跟神學而開展的新政策。

事實上,王作安的『基督教神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的講話內容並不是什麼『新政策』,而是中共的基督教兩會元老丁光訓在1998年所提出的『神學思想建設』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的老調重彈。而且,多年來,國家宗教局,地方宗教局及各級統戰部門的官員,官方的言論都一直以來都有不斷地提到丁光訓的 『神學思想建設』。以往各界可能都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些官員的講話,直到最近在針對基督教信仰的逼迫升級的大環境下,人們才開始突然注意到這些官方言論的內容。

例如,在2008年11月的一 個紀念丁光訓『神學思想建設』十週年的會議上,王作安就提到,『推动神学思想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在处境中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寻求神学智慧,进一步促进基督 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王作安還特別提到『神学思想建设必须引领基督教的中国化』,並且他說,『…中国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 会的…通过神学思想建设,指导信徒爱国爱教…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 除了基督教之外,政府針對其他宗教的政策及會議講話,其實都大同小異,一直以來都不斷地有提到各大宗教需要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相適應』這樣的言論。

自文革結束之後,中共的宗教政 策開始做了調整跟改變。從之前把宗教看作是意識形態的敵人,到之後把各宗教人士看作『政治統戰』的對象。政府的宗教政策逐漸走向『將各宗教的信仰與社會主 義相適應』的趨勢。所以,宗教從作為意識形態的敵人需要被消滅,變成了需要被控制統戰的對象。宗教要在政府許可的範圍內運作,需要與政府註冊,接受黨和政 府所控制的各宗教協會的管轄跟監督。黨和政府也頒佈了各種行政性質的宗教法規(如2005年的《宗教事務條例》及各種針對宗教的『行政辦法』)來管理中國 境內五大宗教的運作(即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跟道教)。中共這三四十年來的宗教政策主要還是以控制宗教的意識形態為主,宗教要為黨和國家的政策和利益效力而存在,在這樣的政策下各大宗教有一定有限的生存空間。而超出黨和政府許可範圍的宗教活動,就會得到打壓。

綜合以上所談到的,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最近有關『基督教神學的本土化中國化』的講話,並非黨和政府要出台一套新的宗教政策,而是只能說這是舊有政策的延 續。中共將會繼續地嚴格控制中國境內的宗教活動。而面對最近幾個月以來針對基督教信仰的壓迫,我個人所能想到的結論則是,在習近平政府的鐵腕『新政』之 下,中國宗教自由的狀況目前是在倒退。另外,習近平上台後就不斷強調要『復興傳統中國文化與宗教』(即傳統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來填補中國社會的道德 真空;這樣的『尊儒釋道』,提升所謂的傳統文化與宗教—儒釋道—的地位,便意味著一向被視為是『洋教』的基督教信仰 跟 被政府視為可能有極端及分裂傾向的穆斯林(特別是新疆的穆斯林)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共政府更嚴格的控制及打壓。

8月17日初稿

[1] 參王作安2008年在南京的基督教兩會會議上的講話,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zhongyaowenjian_jianghua_2.html


紀念六四25週年: 人們需要救贖主基督

每年當六四來臨之際,都會有不少的紀念活動。今年是六四25週年紀念,光是國會山莊上就已經在六四前舉辦過至少三個關於六四的聽證會,而民間的紀念活動在美國及世界各地也應該不少。25年後,人們還沒有忘記六四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仍然紀念它。

我們也當被提醒,六四運動不僅僅限於北京,不只限於天安門,在中國的其他城市,民運也遭受到了血腥的鎮壓。許多民運人士坐過牢,也在當年美國政府的干預下,使當時的中國政府妥協並釋放了許多六四的政治犯,他們也陸續地逃亡到了美國跟其他國家。更感欣慰的,這些六四的民運人士們,他們許多也後來在美國陸續歸主,成為基督徒。無論他們信仰的狀況如何,無論他們的屬靈生命是否成熟,無論他們在信仰上的公開表達如何,至少令人欣慰的是,基督成為他們的主,基督也慢慢撫平他們心靈的傷口。我們在教會常唱一首詩歌,『人們需要主』,是的,人們需要主,在這點上,六四學運人士們,並無二異,他們也是墮落的罪人,他們也需要主耶穌。

不久前,跟一位當年89一代的學生領袖有過深談,他也同樣是一位基督徒。除了談到政治,談到他曾經的經歷,中共牢獄的恐怖,他的逃亡,我們更談到信仰。記得在這位弟兄受洗的時候,他在台上做的見證,他說他醉心於中國的民主,中國的政治改革,但是許久以來,他並沒有深入地看到他自己的罪,他沒有看到,像他這樣想要改變中國的人,其實自己最需要先被改變。交談中他也說,他在成為基督徒後,也繼續地參與在海外的民運人士活動,也參與其中的組織跟運作,但是他看到的,卻是許多的勾心鬥角,跟人心的黑暗扭曲。

是的,這些斥責中共,反對中共暴政,曾經的風雲人物,也是不折不扣的罪人。如果中共被推翻,取代中共的卻是另一批沒有原則,沒有道德,沒有信仰的野心家,what good does it do? 不但是89一代的民運領袖們如此,如今在中國的不少反共『仁人誌士』也是如此,人們需要先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內心污穢,看到自己也需要被監督制衡。不然即便有日這些所謂的『志士』當政,我們還是會看到濫權與人的暴戾。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在墮落後的世界,這是一個可悲又現實的事實。面對暴政,反對暴政時,許多人表現得慷慨激昂,以『義人』自居;當人擁有權力,可以呼風喚雨時,權力又使人忘乎所以,自以為是。

我很感欣慰,在我與這位弟兄交談的過程中,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捨棄人的自義驕傲,而且願意降服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承認自己需要先被改變。如果中國有數億這樣的人,中國就會不一樣。所以,傳道者牧羊者們,我輩任重道遠。

我們每年紀念六四,特別是在20週年,25週年,30週年這樣的日子的時候,我們也更加思考六四的意義。我們當然記得那些血腥的場面,我們也記得當權者的不仁,我們更當記得,這個世界需要救贖主基督的救贖。任何想要以人的自義與驕傲的心態妄圖改變世界,都是對墮落人性的認識過於膚淺,對自己的罪性認識不深。

人們需要主。認識上帝的人,才會真正開始認識自己,也才會知道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1: 8-10)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4:12)

5/31/14


台灣走過的路,對中國未來的期待:從鄭南榕說起

今天是鄭南榕去世紀念25週年。感嘆,今天的中國大陸跟25-30年前的台灣何其相似。

南方街頭運動,新公民運動,建三江事件,南樂教案。。。

許志永身陷囹圄,劉曉波繼續在獄中,劉霞繼續被軟禁,郭飛雄繼續被拘禁,唐吉田與江天勇建三江無理被捕,曹順利的死亡。。。

你不需要做太多,因言即可獲罪。你不需要做太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維權,在完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之下就可以被拘禁。你不需要做太多,持守自己的信仰即可入獄。

這跟25-30年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還挺像。

別忘了,經濟起飛後的台灣那時仍在成長,連這都跟現在的大陸很像。但經濟的發達,並沒有停止台灣人對民主憲政的訴求。1996年劍拔弩張的台灣海峽,台灣進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一直走到今天反服貿運動的民主代議制失靈跟雙方對程序正義的忽視,台灣的民主憲政並不完美,卻是向前走的,這或許是華人社會走向憲政民主共和必然要經歷的。經濟的起飛,政治的改革,台灣似乎都走在中國大陸的前面25-30年,台灣的成功跟失敗也必成為他日大陸走向憲政民主共和的借鏡。台灣並不完美,台灣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台灣的自由開放,使得它的問題藏不住,不像對岸現在那樣,不斷企圖以紙包火,掩蓋問題。能夠有空間正面地應對問題是值得讚賞的。

鄭南榕去世25週年之際,盼望台灣走過的路,成為仍身系獄中的志士朋友們的鼓勵,盼望與警惕。那些是基督徒的,願與你們一同繼續跟上主祈求,求主保守你們在祂裡面的信心,在中國蛻變之前預備自己,為一個福音廣傳,基督化的中國而努力,不是為自己個人的英雄主義,名聲或權力,而是為基督的榮耀;也盼望你們為那些迫害你們的人來禱告祈求,有如基督的榜樣那般。那些還未信主的,為你們禱告,盼望你們在專制政權統治的黑暗之中,聖靈幫助你們看到人性的墮落是何其需要基督的救贖,看到你我作為罪人心裡頭的黑暗,無論是個人還是政權都何其地需要監督。

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 約翰一書1章8-9

台灣走過的路不容易,有成功,有坎坷,有失敗。中國可以從台灣學到很多,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我所期待看到未來的中國,不只是一個經濟軍事強大的中國,更是一個敬畏上帝的國家,一個彰顯上帝公義,慈愛,憐憫的國家。在接下來的25-30年,求上帝憐憫台灣,求上帝憐憫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