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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榮耀與政治

在當代美國政治處境中的左右派之爭,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都還是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政治傳統下的意識形態爭鬥。主導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是『自由主義』。就時間而言,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之爭;就地域而言,是英美自由主義傳統(或英國傳統)與歐陸自由主義傳統(或法國/高盧傳統)之爭。

前者擁護的是消極性自由,限制政府權力,政府是『必需的罪惡』(necessary evil),其目的僅僅是消極地保護人權與個人自由。後者擁護的則是積極性自由,政府是『必要之善』,需積極地干涉公民生活,由國家來積極地保證個人自由,使人們獲得『平等的自由』和均等的機會。

兩種自由主義,終極來說,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前提。對於深受儒家傳統影響兩千年的華人社會而言,自由主義傳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既是政治上的驚喜與契機,同時也是挑戰。最近讀過的兩本華人學者所著有關自由民主與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書,都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以及因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與撕裂有諸多批評,進而訴諸中國儒家傳統,以儒家政治學說(性善論,強調德治與禮治,社會和諧等)作為華人民主社會的學術性根基。但這兩個學者並沒有提出任何實際可行的行動方案,討論只流於形式與空談,除了陳腔濫調式地鼓吹孫中山的『五權分立』之外,對於要如何具體地將儒家學說用作華人社會政治民主的根據並沒有深究跟提議。

無論是儒家的政治傳統,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其背後都有其對人性的前提假設。該前提假設也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兩者的政治學說以及實際的政治制度建構。對於我等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而言,我們基於堅信聖經是造物主上帝的啟示,我們對人性的認識也建基與聖經啟示(當然也在現實生活中確認聖經的教導是如此)。因此,改革宗基督徒不需要全盤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或東方儒家傳統對人性的前提預設以及隨之產生的價值觀與政治制度,反而要對基於非聖經啟示的政治思想,價值觀,跟政治制度有所批判。

但是要知己知彼很不容易。知己者,改革宗信仰的政治學者必需對改革宗基要聖經教義有深厚的認識。知彼者,改革宗信仰的政治學者也必須要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跟儒家政治傳統等政治傳統很學說有認識了解。除了象牙塔內的學者之外,我們也需要Scholar-Practitioners,一些在政治界中有實際經驗的實踐者型的學者來一起合作,學習主耶穌基督『道成為肉身來到世間,生活在我們中間』的精神。 我的感嘆是,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傳統神學院畢業生一般都無可厚非地走了兩條路(特別是華人教會界)— 即牧會與神學教育。將這個實際影響我們每個人(包括基督徒在內) 生活每一個層面的政治領域拱手讓人。但實在不該如此。有如John Frame所言,我們要在政治界中榮耀上帝。人的政治也是屬於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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